於是，我對“陳登科在1957”作了一番探究。
陳登科1940年（21歲）參加革命，才開始學文化，1944年才學著寫點報紙小通訊，1945年加入共產黨，1948年開始文學創作，到1956年底，先後寫出並出版中篇小說《杜大嫂》、《黑姑娘》，長篇小說《活人塘》、《淮河邊上的兒女》，報告文學集《鐵骨頭》，短篇小說集《虹光》，散文集《治淮的人們》、《治淮通訊集》，共8本書100多萬字。受到趙樹理、周揚、丁玲等人的一致好評。
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都是歌共產黨之德，歌人民之德，歌民族之德的“歌德”作品。
建國以後，他的筆從單一描繪戰爭，逐漸伸向社會各階層。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鼓勵並推動著他在擴展題材範圍方麵進行嚐試。於是，就有了發表在1957年第1期《江淮文學》和《雨花》上的兩個短篇小說《愛》和《第一次戀愛》。這兩篇描寫愛情的小說，目的在揭露和鞭撻在婚姻家庭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敗壞的腐朽思想和行為，直麵現實愛憎分明，且筆鋒犀利。
小說發表之初，《光明日報》、《文彙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文藝》、《文藝學習》等十餘家報刊發表評論，有的說：“相當成功”，有的說：“很有教育意義”，還有的說是“文藝的新花朵”。
然而到了3月，情況發生了變化。3月5日《安徽日報》發表了由省委宣傳部組織的大批判文章：《什麼思想在領導〈江淮文學〉編輯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陳登科的“愛情小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信號。但並沒有引起時任《江淮文學》主編陳登科的“警覺”。他不單在各種會議上繼續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在5月6日的《安徽日報》上發表了《有保留地接受批評》一文，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接著又有一批反駁和爭鳴的文章發表出來，甚至有人向中央告狀。弄得省委“反右領導小組”非常被動，不得不再發表“一點說明”作以解釋。出現如此“反複”局麵，在全國“反右”運動中相當罕見。這筆賬自然要記在陳登科頭上。
轉眼到了“6月8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內部下達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外部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這是為什麼？》。“指示”與“社論”猶如“反右”鬥爭開始
的發令槍。槍聲一響，首當其衝又做過“充分表演”的陳登科成為眾矢之的，大會小會，大報小報，批判之聲此起彼伏。是此時也，他隻有“在自己家裏規規矩矩地呆著，閉門思過”。這時，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在北京召開，陳登科的文學老師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這對被稱為丁玲“愛徒”的陳登科實在是驚心的事件。9月，張春橋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的《靈魂工程師的靈魂》一文中，指陳登科“走上反動道路”；周揚在著名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報告中，指陳登科為丁玲、陳企霞們“驅使的工具”。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敲打”，給陳登科頭上增加的壓力，若用“雷霆萬鈞”來形容，絕不為過。
此時的安徽省文藝界已經打出了一個以省委文教部部長魏心一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聯主席戴嶽為首的“反黨集團”，文聯42人，打出17個右派分子。《江淮文學》編輯部14人，打了12個。這麼一來從部長、主席，到刊物主任、編輯，基本上一網打盡，可是，由安徽反右領導小組報出、又經《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17個“右派名單”上，居然沒有陳登科的名字！
至於陳登科未被錄進“右派分子”名單一事，筆者訪查有三種版本，此處隻記述其中一個“可靠”的版本：周揚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安徽省委文教書記陸學斌說：陳登科我了解，是個老實人，工農幹部出身，黨培養出來不容易，有點錯誤幫他改正就是了。讓陸學斌轉告當時的省委書記曾希聖。陸學斌回合肥後，向曾書記委婉地轉告了周揚的話，曾書記在同陳登科下棋連贏三局後，當他的麵宣布：你那個右派不劃了！
接著中央一聲令下，陳登科同早已分散到全國各地不同工作崗位上的“文研所”同學們，都來到北京鼓樓東大街103號原中央文研所舊地，參加了關於丁玲問題的檢查、交代、認罪。陳登科又在第9期《文藝報》上發表了檢討：《回到黨的懷抱》。至此，他的右派危機得以解脫。
俗話說：死罪已免，活罪難逃。陳登科被下放到皖南太平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改造到次年稻穀初熟季節，便被派到上文所說的那個臥龍湖“監收監打”。不用說，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的陳登科，此時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隻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了。他又主動在1958年6月1日的《安徽日報》上發表表態文章：《聽黨的話，在勞動中鍛煉》。從此，陳登科就像方徨信中說的那樣，“領袖一號召，就追逐那個烏托邦去了”。於是，陳登科就從“描寫勞動人民強烈真情實感和力量”（周揚語），開始了向炮製假新聞假文藝的“轉變”。
他看到的底層真相
雖然放高產衛星的“新聞”“合了領導的口味”，電影《臥龍湖》、《柳湖新頌》等作品“合上了領導的腳步”，但陳登科的“下放”生涯還在繼續。1959年隆冬季節，陳登科又被派往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古城亳縣農村工作隊。以他當時11級幹部身份，擔任張集區委，公社、食堂主任？怎麼讀這個官銜？次年又調往蒙城工作隊，一下子沉入到社會底層的陳登科在那裏看到了什麼？又想到了什麼呢？他作過如下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