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彭德懷“裏通外國”罪名的緣由(3 / 3)

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拘捕後,專案組又去找章金樹,並開導說,彭德懷“裏通外國”罪行已經公布,任何人都不對他抱幻想。但章金樹仍堅持他已提供的證詞。

與廬山會議相銜接,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和全國外事係統會議。兩會領導小組聯合成立了特別小組,專門收集揭發彭德懷、張聞天同外國人聯係的材料,包括向駐外使館發電報查詢。除大會小會上質詢彭德懷、張聞天外,還編印了專題簡報在限定的小範圍內分發。彭德懷對此自不可能知悉。雖軍委擴大會議決議未提“裏通”,外事會議未對張聞天作出新決議,但毛澤東在9月11日,對兩會與會者講“絕對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等一段話。在場者和會後全黨全軍逐級聽傳達的人,都不難意識到是針對誰而講的。

這兩個會議期間收集的“裏通”材料,在“文革”中成為專案組審訊彭德懷並據以定案的“證據”。

3.捕風捉影皆猜疑

廬山會議及北京軍委擴大會議,對彭德懷“裏通外國”未公開定讞。兩個多月後,1959年12月4-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會議,林彪、陳毅、康生、王稼祥、賀龍、譚政、陳伯達參加,討論國際形勢及對策。

毛澤東在會上提到:中蘇兩個大國的根本利益,決定了總的方麵要團結,某些不團結是暫時現象,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這一個指頭的事例:

1945年日本投降後,蘇共不許我們革命,後又讚成了;新中國建立後,對我們有懷疑;

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饒彭黃搞一次顛覆活動,今年又支持高饒餘孽再搞一次顛覆活動。

莫斯科在1953年是怎樣支持高饒彭黃進行“顛覆活動”的?迄今未能看到相關的曆史文獻。現在隻能從高饒彭黃生前同蘇聯人員的接觸交往材料中探究,有哪些事引起毛澤東作出這樣的“鐵定”判斷。

新中國建立後,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離北京赴蘇聯訪問,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和科瓦廖夫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會談期間,斯大林把科瓦廖夫向他報告的高崗講的中共政治局內等情況轉交給毛澤東。這件事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有記載。赫認為這是斯大林向毛澤東“出賣高崗”。

隨毛澤東訪蘇擔任俄語翻譯的師哲也證實:科瓦廖夫“曾給斯大林的一份秘密報告,說什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高崗外都是‘親美反蘇’的。斯大林1950年將這份報告交給正在訪蘇的毛主席”。他給毛澤東譯述,毛澤東聽了一段即不再聽下去。

毛澤東訪蘇回國後,又兩次派高崗去莫斯科:一次是1951年6月,派高崗代表中共中央陪同金日成去見斯大林,磋商朝鮮停戰對策問題。是否此行中,高崗又私下秘密會見斯大林,請示回國後如何“搞顛覆活動”?另一次是1953年7月,毛澤東應蘇共中央邀請,派高崗去莫斯科聽取貝利亞事件處置問題。此時斯大林已去世3個多月,馬林科夫主持大局,赫魯曉夫9月才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此時北京正在開全國財經會議,高崗是否把在這次會上他借批薄一波大肆攻擊劉少奇等情況,向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彙報,請示回國後如何“搞顛覆”,並請予支持?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在早已知道斯大林曾向毛澤東“出賣高崗”的曆史情節之後,是否仍“支持高崗搞顛覆”?但是不管高崗當時同蘇聯的一些領導人有什麼“默契”,這是和彭德懷連不到一起的。

彭德懷於1952年9月,在莫斯科兩次會見斯大林,先是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於8月17日抵莫斯科,同蘇方商談中國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

8月21日同斯大林會談時,提到朝鮮局勢,停戰談判在戰俘遣返議程上陷於僵局,美國麵臨總統換屆選舉。為統一朝鮮停戰談判的指導方針,擬請金日成首相來莫斯科協商,同時也請彭德懷一起前來。經磋商後,金日成和樸憲永外務相到北京,8月30日同彭德懷乘蘇聯派來的專機啟程,9月1日到莫斯科。9月4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邀中、朝方麵會談。會談內容是朝鮮戰局、談判中戰俘遣返問題對策和給朝中軍隊武器,以及中國軍隊的薪金製、軍銜製等。會後即同赴郊區飲宴到深夜始散。9月12日,斯大林又邀周恩來、彭德懷、金日成會談,師哲到場翻譯。再次討論朝鮮局勢,會後以家宴形式晚餐。結束後,周恩來讓金日成走前麵乘車,金日成則讓周恩來先走,彭德懷讓周、金先走而留在末後。斯大林起身送行時拉住彭德懷說,請轉達他對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問候和祝願,說同一個政治上、軍事上很狡猾的美帝國主義作鬥爭,能取得勝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還說上次高崗來(1951年6月)時,也請高轉達他對誌願軍的問候和祝願。師哲在現場傳譯。此時周恩來已走遠,未聽到彭德懷同斯大林的談話。據師哲事後的回憶和彭德懷受審查時的交代,斯大林除此之外再未向彭德懷講別的事情。但這次幾句交談,專案審查委員會抓住窮追不舍,多次提審被打成“蘇修特務”的師哲,勒令寫出供詞,但又不相信供詞,而作為永久待查之“裏通”懸案。

饒漱石於1952年10月,同陳毅、李富春、劉長勝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在劉少奇團長率領下赴蘇聯,出席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1953年1月回國。他怎樣受領“顛覆”任務?其時,斯大林在世,“顛覆”任務當經斯大林批準,而且要有秘密聯係途徑。黃克誠未去過蘇聯。總之,“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饒、彭、黃搞一次顛覆活動”被認定的“根據”,至今也未看到有能夠使人信服的任何事實。

(選自《彭德懷全傳》/彭德懷傳記組 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