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周恩來、朱德、賀龍、葉劍英等中共曆史上的風雲人物進行研究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對其他曆史人物在八一起義中的角色扮演進行了研究，拓展了“八一”人物研究的視域。巫忠論證了譚平山是南昌起義的決策者、組織者和領導者，雖然不一定準確，但顯示了可貴的探索精神和創新意識。[9]P17-21彭世華等人撥開徐特立作為革命教育家的光環，向世人展示了其另外一麵的輝煌，即他在八一起義中爭取薑濟寰、維護南昌起義後的穩定、為南下起義軍籌款等曆史功績。[10]P25-30金立人認為陳獨秀先於斯大林提出中國革命要進行武裝鬥爭的論斷，並為八一起義做好用兵之道，使得大家認識到陳獨秀也為八一起義作出了貢獻。[11]P36-38吳達德認為吳玉章是八一起義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他為起義的成功發動和南征途中的後勤保障作出了貢獻。他在蘇聯撰寫的《八一革命》總結報告，是研究南昌起義的十分重要和珍貴的曆史文獻。[12]P111-114
四是論證了八一起義的重要曆史地位。主要包括邱鬆慶等人的《“八一”起義軍南征的曆史功績》（1987年），劉勉玉等人的《八一起義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重大轉折的開始》（1997年），何友良的《八一起義與江西土地革命的興起》（2007年）等。
上述著述普遍認為八一起義的曆史意義不僅在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還在於八一起義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重大轉折的開始、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尋找革命新道路的起點、對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大貢獻。[6]P78-79邱鬆慶等人認為，八一起義軍南征，長驅數千裏，轉戰在閩粵贛湘廣大地區，宣傳工農革命的道理，擴大了政治影響，播下了革命火種，有力地推動了閩粵贛湘等邊區各地人民的革命鬥爭。[13]P22-24劉勉玉等認為，八一起義不僅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而且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重大轉折的開始，即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14]P6-10何友良認為，八一起義既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起點，又是在新的奮進中開創土地革命新階段的標誌。[15]P4-8
二、“八一”研究存在的瑕疵
198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對“八一”研究付出了艱辛努力，進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為緬懷革命先烈、推動學術進步作出了貢獻。但在過往30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研究不夠精深細致。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很多人認為八一起義本身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很多研究人員也經常說這句話，其實，此話差矣。曆史研究最根本的任務是回歸曆史場域，再現曆史真實，但這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已出版的著作和文章絕大多數是宣傳類和宏大敘事性的，對南昌起義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的並不多。像沈謙芳等人那樣對八一起義的史料進行認真仔細爬梳的學者和著述不多，像王小玲、陳洪模、肖燕燕等人那樣對八一起義進行戰爭之外的金融、後勤等諸方麵細致研究的學者和文章也不多，大多數研究八一起義本身的文章大同小異。其實八一起義是一個立體的曆史事件，不是線性的、平麵的，起義究竟在什麼背景下發生？起義為什麼在南昌發生？起義過程中發生了什麼？起義之後發生了什麼？起義的影響是什麼？這些問題，似乎都明白，但都是似是而非，感到讀來不過癮，浮在空中。
第二，研究視域不夠開闊。通觀已有成果，覺得八一起義就是共產黨特別是周恩來、賀龍等人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台戲”，在裏麵很少看到其他力量和因素的介入與博弈，國民黨左派和右派的形象很模糊，共產國際的影子等其他變量則更是難尋蹤跡。當然，最近幾年有所變化，王新生等人將共產國際的因素引入到八一起義的研究之中。但這還很不夠，顯現這種學術自覺的文章和論著屈指可數，絕大部分還是在原來的敘事框架中進行述說。曆史唯物主義認為，曆史事件的發生是諸多變量合力的結果，因此，學者要盡可能多地對變量進行梳理，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實。比如，從已有成果中，我們隻看到起義方是如何謀劃起義的，很少看到對方是怎樣謀劃應對這一變局的，隻看到起義軍是怎麼進攻的，很少看到對方是怎樣抵抗的，隻看到起義後起義軍方麵的反映，很少看到對方的反映。這種線性的研究，顯得研究比較單薄，也使得一些結論缺乏說服力。何友良曾提出“會通民國史研究蘇區史”的觀點，其實會通民國史研究革命史同樣需要。將八一起義放在整個民國史和全球蘇維埃運動史的角度來研究，勢必將使研究更深入、更客觀、更立體。另外，視域不寬也體現在研究的麵太窄，“八一”研究總體上還停留在革命史的範疇內，缺乏從各個群體的不同視角去探究八一”起義的努力，缺乏探究八一起義對社會層麵、經濟層麵以及民眾等方麵的影響，等等。
第三，創新意識比較欠缺。過去30多年間的110多篇論文以及著作，相當部分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但也存在埋頭寫作、不顧四周、借鑒過度等低水平重複研究的問題。例如，關於八一起義為什麼在南昌發生就有好幾篇不同作者的文章，但仔細看來大同小異，在史料拓展、理論運用、研究結論等方麵沒有創新。不看前人做了什麼，上來就拋出自己的觀點可能顯得輕率了一些，也於學術沒有什麼貢獻，更有一些借鑒過度而又不注明出處的現象，雖然可能夠不上抄襲但也至少存在學術不端的嫌疑。甚至可以說，在過去30多年的成果中，有一部分對學術的貢獻很有限，在論題、理論、方法和史料等方麵缺乏創新。特別要指出的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在占有的史料相當有限和分析論證很淺顯的基礎上，就得出一些很誇張很大膽甚至是嘩眾取寵的結論，似乎有悖曆史研究的嚴謹傳統和論從史出的基本史學要求。
第四，研究重心有失偏頗。如何引導研究力量合理配置，如何引導研究重心符合社會期盼和學術發展規律，是決定一個研究領域成績大小的重要因素。在“八一”研究上，存在研究力量的配置和重心指向欠妥的問題。例如，在“八一精神”的研究上，眾多學者對其內涵和現實價值進行了探討，呈現各說各話的現象。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在這個問題上過於糾纏，沒有必要刻意追求用幾句話、幾個字將它統一起來，隻要將其區別於其他精神的最核心特質挖掘出來，凝聚共識就行。環顧其他精神形態，也存在同樣的狀況。有多少人能完整地記住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太行精神等的全部內涵表述？況且很多內涵是重複和接近的。因此，不糾纏於無益的爭辯，集中將“八一精神”的核心特質提煉出來，然後集中力量著重探討“八一精神”的現實運用方是正道。又如，目前在“八一”研究的很多基礎性問題仍沒搞清楚的情況下，很多學者不去做文獻的爬梳，而是去做建構於其之上的精神研究，是不是有基礎不牢之嫌？當然，並不是說要等基礎性研究完全做好了再去做精神層麵上的研究，但是在研究力量的配置和研究重心的指向上應有所側重，有所區別。
第五，學術隊伍仍欠齊整。一個學者隻有長期紮根於一個領域的研究，才有可能作出較大的學術貢獻，東一槍，西一炮，隻能是淺嚐輒止。過去幾十年，長期致力於“八一”研究的學者並不多，也就葉桉、陳洪模等少數幾個人，其他的基本上是偶有涉獵，淺嚐則止。當然，餘伯流、何友良等學者，雖然較少矚目“八一”研究，但由於長期從事蘇區史和江西地方史的研究而具備良好基礎，偶爾為之也閃現真知灼見。但是，一個領域的研究沒有一支堅實的學術隊伍終究是撐不起來的，“八一”研究顯露出這種困境。最近幾年，一批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博士、碩士加入進來，他們嚐試用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和新的視角來進行研究，給該領域帶來了新的氣息。但毋庸諱言，該領域存在的問題如同其他史學領域一樣，資深的研究者對史料比較熟悉，但是在理論運用、方法創新、思想解放、學術規範等方麵較為欠缺，年輕的一批研究者正好相反，具有很多優勢但也存在史料功底不夠、基本功不紮實等問題。如何使得二者揚長避短，是一件需要時間也需要學者高度自覺的事情。
三、“八一”研究的展望
過去的30多年間，在黨中央、江西省委以及軍隊係統的高度重視下，在社會各界的熱情支持下，特別是在學術界眾多學者的艱辛努力下，“八一”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它仍是一塊富礦，還有很多值得發掘的方麵。時至今日，八一起義的烽煙已經飄散80多年了，如何在以往成績的基礎上更好地推進“八一”研究，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筆者冒昧地提以下建議，供各位學人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