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堂樂歌時期西方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形式
論壇
作者：張小梅 樂琴
中國近代社會的急劇變革，直接導致了中國文化由內容到結構上的變化，從而使得整個音樂體係和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學堂樂歌的產生，無論從文化還是藝術的角度看。它的創作已突破了物質層麵、製度層麵，而深入到了文化的核心層麵，即人們的心理狀態；它的題材、內容、意境都得以擴大，使用西方的五線譜或簡譜取代了中國古代傳統的工尺譜，采用西洋音樂的調式、節奏以及結構，使得我國民主主義新文化在音樂領域裏吐露出新芽。
學堂樂歌是我國從古代傳統音樂形態的自然傳播直接轉變成了利用樂譜、印刷出版物等音樂形態的技術傳播的時期。在20世紀前後，隨著留日的學生把西方音樂廣泛傳播到中國，建立了新式學堂，出現了一種不同於中國古代音樂教育形態的新型音樂教育模式和體係，這些從事音樂傳播活動的先行者通過音樂創作實踐和音樂教育，為我國近代音樂的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正如大多數學者所指出的，這一時期，通過基督教會的宗教歌詠、新式軍樂隊的建立、新式軍歌的發展、新製學堂樂歌課等多種途徑，使西方音樂文化開始進入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音樂活動中。筆者試圖從文化傳播的視角，考察學堂樂歌時期西方音樂在中國傳播的各種音樂形式，探究其在樂譜、音樂出版物和各種西洋樂器的傳播樣貌及特點。
一、樂譜的傳播
西方音樂的傳入是由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一些宗教歌曲成為最早傳入到中國的西方音樂。由於傳教活動編譯印製了大量的讚美詩集，使得樂譜跟隨西方宗教歌詠傳播到了中國，使樂譜作為傳播媒介角色進入音樂的傳播環節中。樂譜媒介的出現，給音樂自然傳播的原始形態性質帶來了變化，並增加了新的內容——五線譜和簡譜記譜法，它正如文學中的文字，音樂中的記譜法成為保存音樂信息的方式和傳播音樂的媒介載體。同時還可以用相同的符號理解，將樂譜“解讀”，還原出與原創者創作成果基本相似的音樂。
學堂樂歌時期音樂教材即應用五線譜和簡譜記譜法，使得簡譜和五線譜在那個時期得到普及。例如：1904年。沈心工為我國最早編寫樂歌教材《學校唱歌集》，後又編印《重編學校唱歌集》《國民唱歌集》等；曾誌忞同年編寫了音樂理論教材《樂典教科書》、《教育唱歌》等，這些專著的正式出版對西方音樂知識做出了較全麵的介紹，例如：五線譜、音程、旋律、音階、和聲、轉調、移調、樂曲的種類等。當時音樂家們通過樂譜媒介對傳播的參與，改變了中國古代傳統音樂形態的自然傳播方式。通過他們辛勤的創作、編配、推廣及介紹，西方的音樂知識開始在學校和社會中得以普及，西方樂器的演奏、西方歌曲演唱等實踐活動也被極大推動。同時為中國音樂的發展提供了主要記譜萬式。
二、音樂出版物的傳播
在學堂樂歌這個時期西方音樂在中國能夠廣泛的傳播，也應歸功於印刷出版物的介入，使得係統的西方音樂知識、學堂樂歌歌唱活動在學堂中廣泛展開的同時普及到更為廣泛的各社會群體層麵。最早的音樂刊物是李叔同在1905年東京創辦了我國第一份音樂刊物《音樂小雜誌》。之後回國，與其他學堂樂歌音樂家編創並發行了大量的歌曲集，如：沈心工的《學校唱歌集》、曾誌忞的《教育唱歌》、李叔同的《國學唱歌集》等；同時他們還撰寫了相當數量的音樂專著，這些音樂出版物有曾誌忞的《樂典教科書》、沈彭年的《樂理概論》、蕭友梅的《樂學概論》等專著為代表，在全麵係統地介紹西方音樂、運用西方音樂理論技巧指導中國音樂實踐等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使中國近代音樂理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從1903年至1907年，僅4年時間，主要由中國留日學生編創的學校唱歌集就達23冊，收錄近500首樂歌，並在中國各地，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城鎮的新式小學和中學中傳唱開來。”“僅在1912年和1913年的兩年時間裏，就新出版了唱歌集21冊。”（張前1日本學校唱歌與中國學堂樂歌的比較研究[J].音樂研究，1996，（3）.）根據“張靜蔚編的《中國近代學堂樂歌》（油印本）的統計，自20世紀初期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總共音樂出版物約50冊唱歌集，收錄約1300首學堂樂歌。”（馬達.20世紀中國音樂教育[J].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6.）這些成果的推廣得益於印刷出版物媒介的介入，使得各種撰譯、編印介紹西方音樂和新歌曲的書譜刊物陸續刊發，學堂唱歌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