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她還是回到了教室。
一個人的專業照片走紅後，不少外界的猜想和質疑很快傳到薛逸凡的耳朵裏。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帶有思考性的問題，比如中學與大學的過渡和銜接，同樣是在中國高考製度下成長起來的孩子，薛逸凡為何能夠在高中就能發現自己的興趣，在大學依然持續？
她不否認知識大爆炸的今天，電視和書本讓她越來越早地從信息的海洋中去找尋自己的興趣點，而即便是到了大學，TED這樣的網絡公開課依然可以為她所用。
但是，真正讓她跨過中學和大學鴻溝的遠非“興趣”這麼簡單。
薛逸凡總結過很多次，為什麼自己可以從大二時的“孤獨感”和“巨大的壓力”下走出來：一個是興趣，另一個也是她更為看重的在於“獨立性和自主能力”，這是她從高中就培養起來的。
中學時期，她並非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初中時她一度排在班級中下遊，“50個同學能排到25名就是好成績”；到了高中，這種情況變了。
薛逸凡還記得，那個下午的自習課上，整個班級裏沒有一個老師，課表上也沒安排任何課，但身邊的同學或在奮筆疾書，或是看書。課前，薛逸凡和同學領到了自習任務，而自習的成果將在後續的課程進行測驗。
剛開始，薛逸凡也覺得老師真是既懶又狠：不教她們，還考她們。但久而久之，她發現所謂獨立思考的習慣已經養成。“沒有人對你負責，什麼問題不會了，老師都在辦公室裏等著，自己去找他們。”
如今，輿論關注到她在大學期間的教育資源浪費問題，比如所謂的十幾個導師圍著她一個學生轉，但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實的情況是她自己主動一個人“圍著”十幾個老師轉，隻是保持著以往問問題的習慣，有任何想問的問題都能找到合適的老師去解答，而這些所謂的十幾個導師其實也隻是一個科研工作室的老師。
中學的挫折也讓薛逸凡提前體會到了“落差”。北京大學每年都會給優秀的新生頒發獎學金，盡管高考時薛逸凡考了664高分，但在海澱區隻排在100多名，更不用說整個北京市的排名。到了頒發新生獎學金的日子，寢室裏其他幾個同學的床鋪都是空的，而隔壁幾個元培學院的同學也都不在。她這才意識到，原來這些人都去領獎了。
這讓她再次想起從小學剛升初中後的那段日子，“就像一下子遇到了全北京的學生尖子”“全是精英”“怎麼辦？”
一年之後，薛逸凡以學院第11名的成績，贏得了其在大學的第一份獎學金。
“我身邊很多人都在談迷茫，不知道要做什麼。可能因為我一直都不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我知道落後或是暫時的挫折沒有關係，才會一直努力。”薛逸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薛逸凡成為人們關注焦點後，有一種聲音對此持懷疑態度：大多數孩子都在高考這條獨木橋上擠破腦袋尋求命運的改變時，像薛逸凡這樣在本科階段就讀著像古生物這樣對科研資質要求很高的專業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這正常嗎？
薛逸凡以自己所熟悉的生物學裏進化論的概念為例說，我們經曆了或者還在經曆著一種為了社會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選專業、學習的工業化高等教育階段，但我們何時才能進化到為興趣而學的小時代。
“我生來可能不想去北大當科學家，隻是想做一名軍人，想去做高級技工，但隻有當這些發自內心的想法，真正可以大聲地喊出來，又能被社會所接受和歡迎的時候，才不會再有那麼多的人都去大學擠破頭。”薛逸凡說。
如今，薛逸凡畢業了，她的選擇是，繼續攻讀和本科專業相近的計算生物碩士，錄取她的學校是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