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打聽我們大學的成才率卻要追問我們大學的淘汰率，這個念頭說出來恐怕會讓奮鬥在高教戰線的高知們覺得我心理陰暗。其實，我們大學的成才率根本無須打聽，隻要看看每年在諾貝爾獎各獎項上我們的斬獲，大家基本上就能夠窺斑見豹了。倒是這大學裏的淘汰率我認為大有深究一番的必要，因為我覺得一所大學(尤其是那些享有國家高投入以培養精英為己任的一流大學)除了對學生高水平的教育，如果沒有一套嚴格的汰選機製，想要造就出一流的人才來恐怕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要說國內大學的辦學水平已經高到可以將憑一次高考而收進的學生一個個都培養成合格的大學畢業生，你就是打死我也不會相信。
不過眼前的現實卻是：我們大學的畢業率就是比歐美那些世界一流大學的畢業率高，而且不是高出一點半點，而是幾乎高出了整整一倍。前幾天在媒體上看到一則資料：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畢業率正常保持在48%左右，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隻有45%左右，加州理工學院高一點，也就在60%左右……再看看我們的北大、清華，其本科生畢業率基本保持在92%至95%之間。兩相比較，會讓你覺得楊振寧先生當年盛讚過的“中國有世界上一流的本科生源”、“中國本科教育水平位於世界前列”端的是言之有據毫無溢美之辭。
可是我們大學這麼高的“畢業率”卻與“成才率”不成正比，這就讓我們這些局外人難以看懂了。其實，就是那些身在高校、學貫中西的“局內人”也有看不懂的時候。美國北愛荷華州立大學英語係的一位終身教授，曾經被作為“高層次人才”引進到中國，可因為“實在看不懂”中國高校的教學標準，3年後又黯然返美。他難以再在中國待下去的原因說來很簡單：“我對學生的要求已經放得夠低了，有時甚至越過了我的底線，可別的教授還總指責我過於嚴格。”此言可謂一語道破天機：中國高校對學生的學業考核太過寬鬆了，寬鬆到了如搭乘公交車一般，能進就能出。今天不少的大學，在某種意義上說簡直就是那些受盡應試教育這架絞肉機蹂躪的高中畢業生休閑療養談情說愛聊天遊戲的休閑地。
其實，最懂得“從嚴治教”的恰恰應該是我們，“嚴師出高徒”這句古訓即為明證。今天中國公認的“教育豪門”清華校園裏的“天之驕子”們大概想象不到80年前他們的學長每天承受著怎樣的壓力。清華大學在1928至1937年期間，每年的學生淘汰率為27.1%，理學院最高淘汰率達到69.8%，工學院則為67.5%。吳有訓先生執掌清華物理係時期，1929年入學學生11人，到1933年畢業時僅剩5人，淘汰率54.6%；1930年入學13人，到1934年畢業時剩下4人，淘汰率69.4%；1931級淘汰率為50%，1932級更高達82.8%。正是如此“殘酷”的淘汰率催生出了一批傑出的學子。清華大學物理係1929年至1938年入學並得以畢業的71位本科生中，出現了2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2位美國科學院院士。80多年過去了，清華的辦學條件應該說早已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可我們的教學質量與時俱進了嗎？這與我們教學管理上的寬鬆化是否有關？事實上清華大學還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幾所學風較好的大學之一，至於那些教風、學風較差的學校，其辦學質量就更是讓人難以言說了。
其實我也知道，在倡導教育產業化、大學教育平民化、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大肆擴招以緩解就業壓力的今天，提倡高校“高淘汰率”是很有些不合時宜的。更重要的是，這麼多的學生又淘汰向哪裏？其實這後一點完全不必擔心。美國高校盛行的轉學製度很值得我們一學。在美國，每到開學時節都有一大批的大學生分流，普通高校的優等生流向名校，名校那些力不從心者流向普通高校甚至職業學校。雙向分流的結果便是各得其所，絲毫沒有因此而影響社會和諧。此舉若移植我國，也許可使高考“一張試卷定終身”的弊端得以革除，促進中學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有效遏製高考舞弊現象。想想，實乃一石多鳥之舉。
大學適度提高畢業門檻，也許正是促成教育的春天降臨的一張多米諾骨牌，值得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