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媒體管理的重要性
社會管理
作者：王一戎
摘要：傳媒是一個影響事實與政治的雙刃劍，從古至今，媒體改變了世界，讓更多人了解世間百態，同時，管理在媒體高層管理者與皇室之間也有息息相關的重要性，本文圍繞女王這部電影，討論在伊麗莎白女王執政起見媒體管理方麵的諸多重要性。
關鍵詞：媒體管理影視權利
媒體管理並非對媒體機構的管理，而是政治行動者試圖以有利於自己政治目標的方式控製、操縱或是左右媒體機構的各種努力。當然，引用羅素的說法，中國是一切的例外，媒體管理亦然。在中國，政治行動者對媒體機構的控製、操縱或左右是通過媒體機構管理這樣一條直接、粗暴且有效的路徑達成的。關於“媒體管理的重要性”，有兩個預設前提，即媒體的強大與媒體受眾對政治的有效影響。這裏的強大媒體是指同時擁有廣泛受眾和對受眾認知的深刻影響力的媒體。弱小的媒體影響力微弱，不值得政治行動者對其投以大量關注。而媒體受眾的態度與行為若是無法對政治產生有效影響，或者說無法影響政治行動者的利益，那麼“試圖以有利於自己政治目標的方式控製、操縱或是左右媒體機構的各種努力”也不會成為政治行動者的必選項。唯有兩個預設前提結合，才能使政治行動者不得不為媒體管理而奔忙。因此，政黨與媒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而非從屬關係，以及政治行動者“各種努力”的媒體管理形式，更適合在資本主義的土壤中生長，在英國這片工業革命與資產階級政權發軔之地上尤然。
電影《女王》中，政黨或政治行動者與媒體的依存關係格外醒目，而政治行動者一方如何從這種關係中獲取政治利益，首相的新聞官顯然深諳此道。民意，民意就是政治利益。媒體無疑是強大的，即便是在網絡尚未舒展其千萬條觸須，報紙、電視、廣播仍為媒體主力的那個時代，媒體也是強大的。彼時媒體對受眾的影響力甚至可能超過我們對其的預期，因為如今的我們與彼時的大多數人對媒體的認知有所不同。媒體變遷，人的認知亦變遷，傳播規律焉能攸同？不變的是媒體的強盛，是政治行動者與媒體的相互依存。媒體甚至還在變得更強盛，而政治行動者與其不斷穩固的依存關係也促使政治行動者對之投以更多的目光。
手握權力的政治行動者尚且如此，何況失權者？君主立憲製之下，英王隻是一個失位的國王，除了王冠一無所有。權杖被議會大廳借去，歸還白金漢宮之日遙遙無期。王太後與女王的丈夫在片中反複強調王室的尊嚴，對民間輿論嗤之以鼻，王儲則在喪妻的悲痛之餘焦慮不安。王儲讓秘書代其與首相聯係，在電話中重複“我是一個現代人”，首相放下電話後猜測王儲或許想借此討好變革派的自己，但在我看來，王儲的“現代人”暗示了“舊時代的人”的存在，他感受到了媒體引導下輿論形成的巨大壓力，模糊地意識到一個尚不知名的時代的到來。那個含義與其意識同等模糊的“現代人”的身份，有利於王儲融入這個新時代，而不是被時代的浪潮所吞沒。首相向自己的團隊抱怨王儲“擔心自己被刺殺，媽媽吃子彈就沒關係”，可事實正是如此，從洶湧民意中飛來的不隻是物質的子彈。王儲是第一個正視他的家族與媒體相互依存關係的王室成員，盡管他與媒體的主動接觸笨拙且成效低微。王儲試圖用“現代人”的身份編織一件防彈衣，他的女王母親作為王室代表則注定躲不開輿論子彈的襲擊了。
王太後和親王是典型的“舊時代的人”，他們的思維映射的是封建時期王室傳統的爝火餘光。戴安娜事件是英國王室從君主立憲以來少有的生存危機。王室的民望不再穩固如山，報刊上的幾幅大號標題就能引起一場塌方。媒體不再是過去的媒體，和平年代中，高速發展的媒體更為自主，影響力更為深遠。民眾也不再是過去的民眾，民意從湖泊轉變為海洋，從平整如鏡轉變為日夜波瀾。戴妃事件引發的危機並非源於失控的民意，真正的危險源自白金漢宮老一輩輕視媒體與民意的舊式思維。直到戴妃事件，王室拒絕主動“喂食”的姿態激怒了媒體，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媒體上對戴妃的悼念徹底轉為對以女王為代表的王室的集中炮轟。在影片中，事後女王困惑地問首相：“你說很多人想推翻我？”首相答道：“是的，不過這種想法之存在了半小時。”他回答得頗為詼諧，卻掩蓋了這樣一種可能——若王室對戴妃事件始終不能做出讓民眾滿意的回應，那麼民眾的這種想法也可能存在更長的時間，乃至轉化成實際行動。無論是讓民眾保持這種想法，還是隨後的實際行動過程中，媒體都將扮演舉足輕重的引導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