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政績觀與貞觀之治
卷首論壇
作者：劉後濱
唐太宗在位的貞觀年間總共有二十三年，期間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治理局麵，史稱“貞觀之治”。貞觀之治的曆史內涵很多，核心是天下大亂之後迎來的大治。唐太宗即位之前的幾年時間裏，隋末唐初的社會景象令人聞之悚然。隋末竭澤而漁的政策以及戰亂的衝擊，導致社會經濟崩潰、社會秩序混亂以及世道人心極度黑暗，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但是，在唐太宗即位五六年時間之後，局麵出現了根本的改觀。百姓建立起了對官府的高度信任，即使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賣兒鬻女，外出逃荒，也沒有因此怨恨官府，一旦年成好轉，就迅速重返家園，社會秩序井然。在唐朝人看來，這種局麵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吳兢說，“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雖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武，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貞觀政要》序）。
“貞觀之治”局麵的出現，有著複雜的曆史原因，唐太宗的政績觀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唐太宗政績觀的主要內容包括：以民為本，治理國家要以百姓之心為心；關心民生，不去追求以犧牲百姓當前利益為前提的“帝王功業”。
以民為本是唐太宗君道觀和政績觀的核心內容。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在與近侍大臣們的務虛會議上表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貞觀政要》卷一《君道》）貞觀二年，他再一次發揮：“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貞觀政要》卷八《務農》）他不僅是這樣說，在大部分時間裏也是這樣做的。貞觀五年，主管部門根據陰陽吉凶各種禁忌，選定二月的某一天給太子舉行象征成年的冠禮。太宗當即表示反對，理由是在即將春播的時候舉行重大活動，需要征調人馬，會妨礙農事，下令改到十月舉行。麵對大臣們提出的一套陰陽禁忌理論，唐太宗說：“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貞觀政要》卷八《務農》）唐太宗關於祥瑞災異問題的談話中，也多次表示，隻有家給人足、百姓歡心才是帝王應該追求的治國目標，自然現象中的一些所謂祥瑞和災異，不應該影響到這個治國目標。他在貞觀二年說過：“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貞觀六年又說：“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貞觀政要》卷十《災祥》）
民生安寧是唐太宗施政的最高目標。唐太宗關心民生的談話、舉措，以及輕徭薄賦、發展生產的政策法令，史不絕書。盡管吃蝗蟲、縱死囚等事件都難免政治作秀之嫌，但唐太宗的作秀也多是為了樹立在關心民生方麵的聖君形象，而與隋煬帝那種“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帝王功業觀根本不同。民生安寧必須以社會風氣的根本改善和信任危機的克服為前提。隋末以來的那種混亂無序狀況是否能夠迅速扭轉？貞觀君臣們最初並沒有把握。經過幾次激烈討論，唐太宗樹立起了信心，在武德九年十一月與群臣討論維穩之策時，他明確提出反對高壓政策。唐太宗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資治通鑒》卷一九一）貞觀之治的局麵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出現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