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化”：在農業社會，人們各自耕種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外部人際交往，“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農業社會的生動寫照。然而在工業社會，由於能源、工廠的集中，勞動力不得不集中到工業區居住，由此興起了城市化的潮流。農村人口的減少，又客觀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集中化，少量的農民，供養著總人口中占多數的城市居民食糧。成年人集中到工廠工作，家裏的老弱病殘無人照顧，於是養老院、幼兒園、療養院、瘋人院等機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將分散在各個家庭中的同類人員集中在一起，統一管理，統一照顧。集中化實際上跟專業化密切相關，二者一體兩相，可以說是同一個原則的不同表現。
“規模化”：托夫勒認為工業社會追求規模化，是一種“好大狂”表現，“有一種德克薩斯州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勁兒”。大就是好，就是有效率。既然福特式的流水生產線能夠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那麼自然而然的邏輯就是將流水生產線的範圍向後擴展到原材料的獲取和加工，向前擴展到產品的銷售和維護。生產線的無限擴張，導致組織的規模越來越大，一家公司雇傭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的情況已不鮮見。例如，1970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雇員已達到95.6萬人，另外還有雇用期一年的13.6萬名臨時工。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企業的人員規模也急劇擴大。據鳳凰網報道，2010年，中石油的員工總數已達167萬人。就連大學，也動不動去比學生人數，比占地麵積，比學科點數量。規模化不僅僅是組織規模和人員規模，更多的表現在投入規模和產出規模上。投資的“大手筆”層出不窮，一波壓過一波；發展中GDP至上，一年超越一年。
“集權化”：早期管理中“計劃與執行分離”的思想同專業化原則相配合，邏輯上必然導致集權化組織的出現，“最後，所有工業國家都發展了中央集權化，成為一種高超的藝術”。不僅企業在集權，而且政府也在集權。國家政治生活領域中央集權的出現，是以喪失原有的地區自治為代價的，正因為如此，斯塔爾夫人慨歎道：“自由是傳統的，專製是現代的。”在經濟生活中，托夫勒認為，美國鐵路公司的管理模式，反映了集權化的趨勢。在所有組織中，集權化的管理，都表現為嚴格的決策與執行分離，決策者猶如人的大腦，執行者則猶如手腳。沒有自己的思想卻能夠忠實執行決策的工人，才是組織需要的好工人；同樣，不會操作機床，但懂得迅速決策的人，依舊是好領導。正是這種集權，孕育了計劃經濟思想。
托夫勒認為，上述六條基本原則“和諧一致，相互強化，相互補充”，是“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國家所實施的‘綱領’”。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六條原則上如出一轍。因為這些原則不是發源於政治差異，而是發源於工業化造成的生產與消費的分離，發源於市場的不斷擴大，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官僚機構統治世界。
第三次浪潮引發的社會變化
隨著信息社會的出現，那些在工業社會被視為金科玉律的原則，不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開始變成挑戰的對象。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首先在美國，繼而在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上述原則開始受到廣泛質疑。托夫勒指出，隨著第三次浪潮的衝擊，社會生活、組織管理早已超出上述原則的範疇，出現了以下特點：
個性化：同工業社會初期全麵的標準化不同，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試圖通過獨特的外在形象、時髦的服裝物品、新潮的語言動作等方式，表現自我的個性。標準化原則下塑造的“組織人”形象，早已不再是當代員工們效仿的對象，“灰色法蘭絨”套裝下的對組織屈膝順從的雇員，已被身著牛仔褲T恤衫、棱角分明的員工代替。不論在哪個領域，獨特性取代了雷同性，在戰略領域，差異化的追求遠遠超過了規模化；在生產領域，定製化生產正在取代大批量生產；在消費領域，即便是工業化時代生產出來的千篇一律的T恤，也被印上個性鮮明的圖案而變成了文化衫。
豐富化與自助：通過分工細密的流水生產線，組織的生產率能夠大幅提高，但這使員工無法感覺到工作的意義。為克服這種弊端，各種類型的團隊、工作豐富化理論應運而生。同專業化原則下事事依賴專家相反，托夫勒指出，20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出現了一股“自助”運動的潮流，人們越來越強調自己動手幹活，70年代，美國的電器工具“70％是賣給了消費者”，“半數以上的建築材料直接被房主買去，而不是由承包商買去”。同時，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也開始轉變，“過去自己動手勞動被人看不起，現在則引以為榮。人們為自己能幹活兒感到自豪。”從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回歸到生產與消費的結合。生產者越來越多的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為此，托夫勒創造了“自產自用者”（prosumer，用producer和consumer組合而成）這一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