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所有製——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奠基
奇平視點
在教科書外，在信息化與網絡經濟的實踐中，以平台免費與應用收費結合為特征的分享型經濟，正在孕育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
王偉光最近談到：“市場經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製，但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與公有製結合，最後由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這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人類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不同以往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信息革命前沿日益主流化的“分享型經濟”，就具有公私結合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在所有製上的發展潛力，對這一命題可能給出意想之外的全新答案，值得大膽假設。
社會經濟形態的所有製前提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是工業化時代，根據工業生產力的特性，資本（資產）是不可複製的、排他的、專用的。公有與私有，都是在資產不可複製前提下（資本專用性條件下）講的。
在信息化時代，根據信息生產力的特性，資產可複製，一旦信息資產、知識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不斷加大，超過50%，資產通過複製而“公有”就可能成為一種製度現象。當前，許多美國資本家發現分享比不分享賺錢還多，因此大量投資基於LINUX等開放源代碼的（半公益半商業）的商業，如開放的雲服務、大數據服務。這等於一個怪現象：資本家為了多賺錢，竟哭著喊著去埋葬資本主義。這一點已經引起《紐約時報》右翼評論家的憂慮。從表麵現象上看，這似乎在印證資本主義在高度發展階段，會出現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現象。但實際上，問題還要複雜得多。因為分享有別於共享（指資本與勞動的共同分享），它趨向的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社會經濟形態。
如果反思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全套所有製說辭的源頭，我們發現，二者在資本不可複製（經濟學上稱之為“資本專用性”）上可以找到共同理論源頭和前提。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而互聯網的核心特征，就是資本可以複製，但勞動卻歸屬於節點。信息革命波及範圍，已超出公有製與私有製的時間尺度和內涵邊界。
進一步前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的所有製前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我在《新文明論概略》上下卷中曾揭示過，自從日耳曼法中將排他性概念引入所有權起，一直到《拿破侖法典》將支配權與使用權正式融為一體化所有權，才真正把所有製與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了內在綁定。而這種綁定管得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卻管不到互聯網。這裏限於篇幅不再展開。
財產權內部歸屬與利用兩權的綁定在過去工業化中並沒遇到問題，然而它卻在今天成了互聯網的實質革命對象。信息革命之所以能稱為革命，就在於它可以解除前提假設上的綁定，從而使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雲散。按照互聯網實踐推論，所謂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不可能在保留“資本不可複製”這一前提下實現。從國資委治理思路來看，普遍服務與商業贏利的矛盾難以解決，說明資本即使公有但隻要不可複製，仍難以在微觀均衡水平（包括初次分配和資源微觀配置）產生公共產品屬性。互聯網實踐的革命性本質在於另辟蹊徑，通過擴大可複製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解決普遍服務的公共性與贏利的私人性的矛盾，從而在更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揚棄公有製與私有製之間的矛盾。所謂的新，就新在這裏。
“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實踐基礎：互聯網所有製
在教科書外，在信息化與網絡經濟的實踐中，以平台免費（“公有”）與應用收費（“私有”）結合為特征的分享型經濟，正在孕育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其所有製基礎，既不同於私有製，也不同於公有製，姑且稱之為互聯網所有製，或者叫分享型經濟所有製。從直觀上看，阿裏巴巴複製網店這種生產資料給網商，完全在微觀機製內部就解決了公平問題，完全不勞國家所有或國家幹預的大駕，阿裏巴巴並沒有因此象中央企業那樣造成商業虧損。
這一點正在形成某種國際性共識。2013漢諾威消費電子、信息及通信博覽會的主題就是“分享型經濟”（shareconomy）。Sara Horowitz在2011年12月發表《分享型經濟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較早提出了分享型經濟的概念。2012年以來，這個概念開始成為一個全球熱點。在信息時代，“所有權”（實際是所有權中的支配權，歸屬權）與使用權（利用權）分離，為前者“公有”，後者“私有”的奇異婚配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