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13歲。
在過去的七年裏，從我們村子往北到閆各小學這段大約兩裏地的路程，我走了無數遍。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走上這條路時的情形，我興高采烈地背著空書包，一步三跳地跟在小叔後麵，突然他把他的書包掛在我的脖子上，於是我倒下了。
我老實了。
到了學校，小叔把我領進辦公室。裏麵有一個人我認識，他就是劉老師，一位和爺爺年齡差不多的人，按輩分我得叫他“大爺”。但是我沒敢招呼他，因為我非常害怕，深深地低著頭，站在小叔後麵，這是我在陌生人麵前的慣常表現。
我們先在校長那裏報到，交五塊錢的學費，然後我跟著一位年青的女教師走進了半年級。上課鈴響後，老師給我們每一個人發了一個本子，我在上麵認認真真地寫下我的學名：郭景儀。
學校的名字是閆各小學，屬於閆各大隊的四個村子裏的孩子到了年齡，都要到這裏上學。因此學校的規模不是很大，從南邊的大門進來，首先看見的是兩排房子，左首的是辦公室和五年級，前麵是一片空地，挨著辦公室長著一棵老桐樹，學校的旗杆就綁在這樹的主幹上；右首的是四年級和三年級，前麵是一片楊樹林，這是學生課間運動的好場所，貨郎們都在這裏叫賣，後來學校裏發動學生來了一個大掃除把這片地耕了，於是又成了老師們的菜園子。再往裏走，右首是學校裏僅存的兩間土牆草屋，靠外的是一年級，裏邊的那間已經廢棄不用，這前麵早就被老師們種上了一些不能生吃的蔬菜。左首的房子是半年級和二年級，前麵也有一棵桐樹，不過小很多。
我在這個學校過了一年之後，同班的小朋友都升入一年級，而我，因為年齡小一歲，不得不又在半年級上了一年，直等到我七歲。
升一年級也是需要考試的，考我們的就是劉老師。我們通常叫他“老劉老師”，以區別於教五年級的那個中年的劉老師。我們這些半年級的小朋友都抱著自己板凳，一溜地站在一年級的門外。那時候的學校，學生來上學還需要從自己家裏搬來板凳和桌子，為此，我的另一個小叔花了兩天的時間給我做了一個漂亮的桌子，新的我都不好意思，而其非常沉。還好有淮海叔幫我從家裏搬到學校。
考試非常簡單，就是讓你背數，從1到100。我背得非常快，還沒有到20，老劉老師一揮手，我搬著板凳走進了一年級的教室。這裏是學校裏最舊的一間教室，太陽一偏西，屋裏就看不見黑板上的字了，土草屋就這樣。但是又不能放學，老劉老師就給我們講故事，名字叫《李成和藍玉》。這個故事非常長，老劉老師每天講一段，直到我二年級期末，還沒有講完。我問過小叔，他說也沒有聽完。我們懷疑老劉老師是現編現講的，因為每一次開始，他都要問我們講到哪兒了，甚至我們要更正說“李成已經救了那個女的”，他就說“這是另一個女的”。
於是我們全班都靜下來。
老劉老師從口袋掏出一包大前門，點著煙一根，抽了兩口，慢慢地說：“話說李成和藍玉，離開了東京汴梁。一二兩，兩二三，半個月，十五天……”他每次開頭都是這樣，以至於我們全班都學會了，背書似的跟著說。
和往常一樣，老劉老師眯著眼再想一想，故事開始講了。
故事發生在遙遠遙遠的古代，李成和藍玉是像白眉徐良那樣的俠客，他們一路走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現在他們走到了一片森林，遇到了土匪強盜，打敗了一個又來一個，……李成和藍玉是怎麼也走不出去。我想那片森林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大。
後來我讀遍了村子裏的書，也沒有弄明白老劉老師究竟師從何處，不過我卻發現那些書很有意思，《薛剛反唐》、《呼延慶打擂》、《月唐演義》，薛剛打擂、呼延慶打擂，薛剛上墳、呼延慶上墳，薛剛鬧花燈、郭子儀鬧花燈……
老劉老師教我們到二年級結束，新的學期一開始，他又回到一年級，叫那些半年級的學生背數給他聽。我懷著對那些故事的無比留戀之情，怏怏地升入三年級。
我們新的班主任是一位姓閆的女教師，很年青。從這一年開始，教室裏的座位發生了變化。以前男學生和女學生是混合的，現在不行了，女學生都坐在前邊，男學生全逼到後邊呆著去，或者女學生集中到中間，男學生兩邊靠牆。其實本來了沒有什麼。不過這樣一來，調皮的男學生就多了一個起哄的機會，坐在後麵太遠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老師您寫大點，坐在兩邊黑板反光，老師您往中間寫點……
我不知道別的學校別的地區是否也是這個樣子，反正，我們這裏的情況，直到我高中畢業也沒有發生變化。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和女同學說話就臉紅。
在我上五年級的時候，老劉老師退休了。他是民辦的，由他的兒子接他的班。不過學校還是挽留了他，因為學校裏每一年的學生裏都有幾個滑頭，老劉老師幾十年的教育經驗無往不利，一個一個收拾得服服帖帖。別的也不用他忙，就是打打鈴。
鈴鐺掛在辦公室門外邊，常年的敲打出現一條裂縫，聲音有些劈，但是老劉老師打起來總是那麼悅耳動聽，不緊不慢。有一天，校長對老劉老師說：“打錯了，應該是上課鈴。”老劉老師什麼也沒說，低著頭走進辦公室。第二天，換了劉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