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57申互助時誌方劉建設
1958—1959潘勝天王躍進童鐵漢
1960—1963齊抗洪馬抗洪趙向黨
1964—1965高學雷方學鋒艾誌農
1966—1976房文格張衛兵董要武
1977—1983宋躍華彭振興李文明
《語言·社會·文化》之書曾進行過人名統計，1949年9月30日以前，人名常用的6個字是“英、秀、玉、珍、華、蘭”，1949年10月到1966年5月用作人名的前6個字是“華、紅、軍、文、英、明”，1976年11月至1982年6月，人名最常用的前6個字是“華、麗、春、小、燕、紅”。除起名的時代性以外，命名還與所受教育、階層、職業有關。一般說來，中上階層在命名儀式和方法上特別講究，注意選字與典故出處，寓意深刻，而處於社會底層的人，由於文化水平的有限，加上還有許多禁忌，所以很多人名不那麼新雅，他們以從事的職業或技藝等來命名，如豆腐張、鞋匠李四、張剪刀、馬家肉之類。
字
現代漢語中的“名字”是指一個人的名，而在中國古代，名字包括“名”和“字”兩部分，名與字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既可各自獨立，又可相互依存。雖然名和字都是一個人的稱號，但兩者功能卻有明確的區別，“名以正體，字以表性”。
名與字的區別首先體現在兩者的社會意義上，隨著年齡增長，人的社會地位不斷變化，人的身份也會隨之變化。幼年撒嬌嬉戲時，少年玩耍時，成家立業時，甚至死後，人的角色都在變化。人的名與字既然是人的身份的標誌，那麼也會必然隨著人的身份的變化而改變。年少的李白和老年的李白是同一肉身，但就社會身份來說，“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飄逸灑脫的李白不再是“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的天真李白了。在少年時代，李白的夥伴直呼他李白，但李白做官時，官場的人就不能以李白相呼而叫他“太白”，太白是李白的字。
古人的“名”與“字”是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時的稱呼。
因為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社會身份。具體說，名是人成年之前的稱呼，而字是人成年後進入社會的稱呼。名和字雖然都是一個人的名字，但兩者使用的社會環境卻不同。
古人的字帶有階層性，取字通常隻限於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階層，平民百姓則有名無字，所以古代人的“字”反映出個人、家庭的社會關係和地位。西漢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手下的文臣武將如蕭何、韓信、樊噲等都是有名無字，因為他們以前不是窮書生，便是走卒販夫，是沒有資格取“字”的人。劉邦手下唯有張良有字叫子房，這是因為他出身於韓國貴族家庭。中國人取字習俗從五四運動以後開始走向衰退，其原因是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取字習俗便自然消亡。現代人對“字”也逐漸陌生了。
中國人的名、字雙軌製，從周朝時已形成了，按照《周禮》上說，一個人應有名、字和諡號，《禮記·檀弓上》說：“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也就是說，人在年幼時稱名，到了：二十歲行冠禮後則取字，此後就稱呼“字”，五十歲之後則以伯仲相稱，死後則隻能以其諡號相稱。
為什麼要“幼名冠字”呢？因為人在加“冠”之後，身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在幼年主要是生活在家庭這個私人生活的圈子內，而人在成年加冠之後，就要進入公共生活亦即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