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日月風鈴
我的母親
中國文化館要我寫一篇《我的母親》，並寄我母親的照片一張。照片我有一張四寸的肖像，一向掛在我的書桌的對麵。已有放大的掛在堂上，這一張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親》一文從何說起呢？看看母親的肖像，想起了母親的坐姿。母親生前沒有攝取坐像的照片，但這姿態清楚地攝入在我腦海中的底片上，不過沒有曬出。現在就用筆墨代替顯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親的坐像曬出來吧:
我的母親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裏的八仙椅子上，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裏的八仙椅子，是母親的老位子。從我小時候直到她逝世前數月，母親空下來總是坐在這把椅子上，這是很不舒服的一個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開間的樓廳，右邊是我的堂兄家，左邊一間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間是我家。但是沒有板壁隔開，隻拿在左右的兩排八仙椅子當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親坐的椅子，背後淩空。若是沙發椅子，三麵有柔軟的厚壁，淩空原無妨礙。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隻是疏疏的幾根木條，其高隻及人的肩膀。母親坐著沒處擱頭，很不安穩。母親又防椅子的腳擺在泥土上要黴爛，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襯在椅子腳下，因此這隻八仙椅子特別高，母親坐上去兩腳須得掛空，很不便利。所謂西北角，就是左邊最裏邊的一隻椅子。這椅子的裏麵就是通過退堂的門。退堂裏就是灶間。母親坐在椅子上向裏麵顧，可以看見灶頭。風從裏麵吹出的時候，煙灰和油氣都吹在母親身上，很不衛生。堂前隔著三四尺闊的一條天井便是牆門。牆外麵便是我們的染坊店。母親坐在椅子裏向外麵望，可以看見雜遝往來的顧客，聽到沸反盈天的市井聲，很不清靜。但我的母親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裏的這樣不安穩，不便利，不衛生，不清靜的一隻八仙椅子上，眼睛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母親為什麼老是坐在這樣不舒服的椅子裏呢？因為這位子在我家中最為衝要。母親坐在這位子裏可以顧到灶上，又可以顧到店裏。母親為要兼顧內外，便顧不到座位的安穩不安穩，便利不便利，衛生不衛生，和清靜不清靜了。
我四歲時，父親中了舉人，同年祖母逝世，父親丁艱在家，鬱鬱不樂，以詩酒自娛，不管家事，丁艱終而科舉廢，父親就從此隱遁。這期間家事店事，內外都歸母親一人兼理。我從書堂出來，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裏的椅子上的母親的身邊，向她討點東西吃吃。母親口角上表出親愛的笑容，伸手除下掛在椅子頭頂的“餓殺貓籃”，拿起餅餌給我吃；同時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給我幾句勉勵。
我九歲的時候，父親遺下了母親和我們姐弟六人，薄田數畝和染坊店一間而逝世。我家內外一切責任全部歸母親負擔。此後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時間愈加多了。工人們常來坐在裏麵的凳子上，同母親談家事；店夥們常來坐在外麵的椅子上，同母親談店事；父親的朋友和親戚鄰人常來坐在對麵的椅子上，同母親交涉或應酬。我從學堂裏放假回來，又照例走向西北角裏的椅子邊，同母親討個銅板。有時這四班人同時來到，使得母親招架不住，於是她用眼睛的嚴肅的光輝來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時又用了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來勸勉，撫愛，或應酬。當時的我看慣了這種光景，以為母親是天生成坐在這隻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纏繞不清的。
我十七歲離開母親，到遠方求學。臨行的時候，母親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誡告我待人接物求學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關照我起居飲食一切的細事。她給我準備學費，她給我置備行李，她給我製一罐豬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網籃裏；她給我做一個小線板，上麵插兩隻引線放在我的箱子裏，然後送我出門。放假歸來的時候，我一進店門，就望見母親坐在西北角裏的八仙椅子上。她歡迎我歸家，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她探問我的學業，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晚上她親自上灶，燒些我所愛吃的菜蔬給我吃，燈下她詳詢我的學校生活，加以勉勵，教訓，或責備。
我廿二歲畢業後，赴遠方服務，不克依居母親膝下，唯假期歸省。每次歸家，依然看見母親坐在西北角裏的椅子上，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現出慈愛的笑容。她像賢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師一般教訓我。
我三十歲時，棄職歸家，讀書著述奉母。母親還是每天坐在西北角裏的八仙椅子上，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隻是她的頭發已由灰白漸漸轉成銀白了。
我三十三歲時，母親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裏的八仙椅子上，從此不再有我母親坐著了。然而我每逢看見這隻椅子的時候，腦際一定浮出母親的坐像——眼睛裏發出嚴肅的光輝，口角上表出慈愛的笑容。她是我的母親，同時又是我的父親。她以一身任嚴父兼慈母之職而訓誨我撫養我，我從呱呱墜地的時候直到三十三歲，不，直到現在。陶淵明詩雲：“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這人毛病；我曾經全部接受了母親的慈愛，但不會全部接受她的訓誨。所以現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親的坐像，對於她口角上的慈愛的笑容覺得十分感謝，對於她眼睛裏的嚴肅的光輝，覺得十分恐懼。這光輝每次給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勵。
民國廿六〔1937〕年二月廿八日
夢痕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遊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麵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為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姐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著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後把碗口收攏來，做成一個圓子。再用手法把圓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絲花紋的脊梁來；最後在脊梁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內，樣子很是好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太小，誰的做得太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像個塌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是一年中難得的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種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準備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隻要吵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隻小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往往吃一隻不夠，再吵鬧一下子就有得吃第二隻。倘然吃第二隻還不夠，我可嚷著要替她們打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塌糊塗，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來又不清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壞了又不能揩抹塗改。所以我嚷著要打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情商，把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這個例之後，各人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夠時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扭一把米粉來，自由捏造各種粘土手工：捏一個人，團攏了，改捏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捏一隻水煙管……捏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沙來，裹成各種三不像的東西，吃下肚子裏去。這一天因為我吵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隻小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為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拿了到店堂裏，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後來我知道是我們店裏的學徒，但在當時我隻知道他是我兒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種種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兒來，使得我驚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尋出幾個印泥菩薩的小型的紅泥印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後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邊，我跌了一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昏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裏，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疊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後，五哥哥每天乘店裏空閑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袖裏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西來——例如關在自來火匣子裏的幾隻叩頭蟲，洋皮紙人頭，老菱殼做成的小腳，順治銅鈿磨成的小刀等——送給我玩，直到我額上結成這個疤。
講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種種可驚可喜的行狀，與我的兒童時代的歡樂，也便跟了這回想而曆曆地浮出到眼前來。
他的行為的頑皮，我現在想起了還覺吃驚。但這種行為對於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願地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鉤爪，而藏在衣袖裏，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嚇人。我跟了他走，欣賞他的把戲。他有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皮帽子上，讓它沿著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懷著這條蜈蚣去登坑，等候鄰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弄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著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眾人麵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啕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驚惶失措，七手八腳地為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為笑，一縷煙逃走了。後來這套戲法漸漸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說，若是再拿出蜈蚣來，要打頭頸拳了。於是他換出別種花頭來：他躲在門口，等候警告打頭頸拳的人將走出門，突然大叫一聲，倒身在門檻邊的地上，亂滾亂撞，哭著嚷著，說是踐踏了一條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經鑽進榻底下去了。走出門來的人被他這一嚇，實在魂飛魄散；但見他的受難比他更深，也無可奈何他，隻怪自己的運氣不好。他看見一群人蹲在岸邊釣魚，便參加進去，和蹲著的人閑談。同時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兩人的辮子梢頭結住了，自己就走開，躲到遠處去作壁上觀。被結住的兩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劇就演出來給他看了。諸如此類的惡戲，不勝枚舉。
現在回想他這種玩耍，實在近於為虐的戲謔。但當時他熱心地創作，而熱心地欣賞的孩子，也不止我一個。世間的嚴正的教育者！請稍稍原諒他的頑皮！我們的兒時，在私塾裏偷偷地玩了一個折紙手工，要是遭先生用銅筆套管在額骨上猛釘幾下，外加在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麵前跪一支香的！
況且我們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術來發明種種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現在想起了還可以神往。暮春的時候，他領我到田野去偷新蠶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來做“蠶豆水龍”。其做法，用煤頭紙把老蠶豆莢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莢裏的兩粒豆就從下端滑出，再將莢的頂端稍稍剪去一點，使成一個小孔。然後把豆莢放在水裏，待它裝滿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來，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壓榨豆莢，一條細長的水帶便從豆莢的頂端的小孔內射出。製法精巧的，射水可達一二丈之遠。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長約寸許，以一端塞入口中輕輕咬嚼，吹時便發喈喈之音。再摘取蠶豆梗的下段，長約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勻地開幾個洞，作成笛的樣子。然後把豌豆梗插入這笛的一端，用兩手的指隨意啟閉各洞而吹奏起來，其音宛如無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蠟燭的油作種種的澆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刻種種的印版，大類現今的木版畫……諸如此類的玩意。亦複不勝枚舉。
現在我對這些兒時的樂事久已緣遠了，但在說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時，還能熱烈地回憶神情活躍的五哥哥和這種興致蓬勃的玩意兒。誰言我左額上的疤痕是缺陷？這是我的兒時歡樂的佐證，我的黃金時代的遺跡。過去的事，一切都同夢幻一般地消滅，沒有痕跡留存了，隻有這個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永久地明顯地錄著過去的事實，一說起就可使我曆曆地回憶前塵。仿佛我是在兒童世界的本貫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雖然使我永無還鄉之望，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兒女
回想四個月以前，我猶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從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載上火車，送回鄉間，關進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獨居了四個月。這舉動究竟出於什麼旨意，本於什麼計劃，現在回想起來，連自己也不相信。其實旨意與計劃，都是虛空的，自騙自擾的，實際於人生有什麼利益呢？隻贏得世故塵勞，做弄幾番歡愁的感情，增加心頭的創痕罷了！
當時我獨自回到上海，走進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絕地浮起這兩句《楞嚴》經文：“十方虛空在汝心中，猶如白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間裏的籃缽、器皿、餘薪、餘米，以及其他三年來寓居戶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盡行送給來幫我做短工的、鄰近的小店裏的兒子。隻有四雙破舊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為什麼緣故），我不送掉，拿來整齊地擺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後來看到的時候常常感到一種無名的愉快。直到好幾天之後，鄰居的友人過來閑談，說起這床下的小鞋子陰氣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癡態，就把它們拿掉了。
朋友們說我關心兒女。我對於兒女的確關心，在獨居中更常有懸念的時候。但我自以為這關心與懸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種更強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顧自己的畫技與文筆的拙陋，動輒描摹。因為我的兒女都是孩子們，最年長的不過九歲，所以我對於兒女的關心和懸念中，有一部分是對於孩子們——普天下的孩子們——的關心與懸念。他們成人以後我對他們怎樣？現在自己也不能曉得，但可推知其一定與現在不同，因為不複含有那種加味了。
回想過去四個月的悠閑寧靜的獨居生活，在我也頗覺得可戀，又可感謝。然而一旦回到故鄉的平屋裏，被圍在一群兒女的中間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傷了。因為我那種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鑽研，搜求，或敷衍，應酬，比較起他們的天真、健全、活躍的生活來，明明是變態的，病的，殘廢的。
有一個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領了四個孩子——九歲的阿寶、七歲的軟軟、五歲的瞻瞻、三歲的阿韋——到小院中的槐蔭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陽的紅味漸漸消減，涼夜的青味漸漸加濃起來。微風吹動孩子們的細絲一般的頭發，身體上汗氣已經全消，百感暢快的時候，孩子們似乎已經充溢著生的歡喜，非發泄不可了。最初是三歲的孩子的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餘，笑嘻嘻搖擺著身子，口中一麵嚼西瓜，一麵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ngam ngam”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起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著發表他的詩：“瞻瞻吃西瓜，寶姐姐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這詩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的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吃四塊西瓜。”
於是我就做了評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們的作品。我覺得三歲的阿韋的音樂的表現最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歡喜的感情。五歲的瞻瞻把這歡喜的感情翻譯為（他的）詩，已打了一個折扣；然尚帶著節奏與旋律的分子，猶有活躍的生命流露著。至於軟軟與阿寶的散文的、數學的、概念的表現，比較起來更膚淺一層。然而看他們的態度，全部精神沒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們所見的完全得多。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隻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隻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我比起他們來，真的心眼已經被世智塵勞所蒙蔽，所斲喪，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了。我實在不敢受他們“父親”的稱呼，倘然“父親”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暫設一張小桌子，上麵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著稿紙、信篋、筆硯、墨水甁、漿糊瓶、時表和茶盤等，不喜歡別人來任意移動，這是我獨居時的慣癖。我——我們大人——平常的舉止，總是謹慎，細心，端詳，斯文。例如磨墨，放筆，倒茶等，都小心從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壞或擾亂。因為我的手足的筋覺已經由於屢受物理的教訓而深深地養成一種謹惕的慣性了。然而孩子們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搗亂我的秩序，破壞我的桌上的構圖，毀損我的器物。他們拿起自來水筆來一揮，灑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點；又把筆尖蘸在漿糊瓶裏。他們用勁拔開毛筆的銅筆套，手背撞翻茶壺，壺蓋打碎在地板上……這在當時實在使我不耐煩，我不免哼喝他們，奪脫他們手裏的東西，甚至批他們的小頰。然而我立刻後悔：哼喝之後立刻繼之以笑，奪了之後立刻加倍奉還，批頰的手在中途軟卻，終於變批為撫。因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們的舉止同我自己一樣，何其乖謬！我——我們大人——的舉止謹惕，是為了身體手足的筋覺已經受了種種現實的壓迫而痙攣了的緣故。孩子們尚保有天賦的健全的身手與真樸活躍的元氣，豈像我們的窮屈？揖讓、進退、規行、矩步等大人們的禮貌，猶如刑具，都是戕賊這天賦的健全的身手的。於是活躍的人逐漸變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殘廢者。殘廢者要求健全者的舉止同他自己一樣，何其乖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