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智
盛大的遊戲和象征南帆
五環旗、熊熊的聖火和騰空的璀璨煙花，奧運會始終是全世界的狂歡節。倫敦當然也不會示弱。“奇跡之島”的開幕式載歌載舞地展覽了莎士比亞、007、憨豆、貝克漢姆和白金漢宮的女王這些英倫的文化符號，眾多賽事一幕又一幕地循序拉開。激烈的對抗和勝利的怒吼，金牌，國旗和國歌，不可遏製的狂喜，熱淚長流，聲嘶力竭的解說和例行的電視采訪，這些意象反反複複地出現。強者崇拜是奧運賽場強悍的意識形態，所有的人都在追逐勝利的快感。這裏的上賓隻能是冠軍，電視鏡頭、震耳欲聾的歡呼和成色十足的金牌都是為他們準備的。某些時候，我們偶爾也能看到一些幕後的花絮，例如發令槍失靈、撐竿跳運動員的撐杆斷成三截、乒乓球裁判剛愎自用、日本隊甚至在開幕式上被莫名其妙地引導到了場外，還有某些奧運官員豪飲之後的天價賬單……然而，這一切似乎無損倫敦奧運會的壯觀。相反，由於種種無傷大雅的差錯，這個奧運會仿佛更真實了。
然而，守候在電視機跟前的時候，異樣的感覺時常潛入我的意識——不真實。倫敦奧運會如同夢幻般的孤島，這個人工舞台上的悲歡與外麵塵土飛揚的日常生活沒有多少聯係。離開體育館大門之後，放縱的激情與血脈賁張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遊戲已經留在身後。Game is over.
遊戲——用“game”形容奧運會賽事是否有失莊重？無論是體操、遊泳還是十項全能，剛剛誕生的冠軍站在領獎台上，他們的國旗在嘹亮的國歌之中冉冉升起，這是令人動容的一刻。賽場上的競技仿佛象征了民族之間的較量，金牌成了民族榮譽的證明。一切似乎都天經地義。人們如此嫻熟地以民族主義觀念包裝各種體育競技，以至於沒有多少人願意指出，這僅僅是某一個特殊場合人為的臨時規定。因為一項競技失利，運動員的自責是“對不起國家”，利用體育賽事證明民族國家的強盛似乎已經約定俗成。
盡管如此，我仍然要強調一個詞，這僅僅是一種“象征”。遠古的某些時期，個人軀體的力量與速度可以決定許多社會事務，魁梧的身材和無敵的臂力成為部族英雄和領袖人物的資本，體育即是政治與經濟。然而，當航空母艦、超音速戰機和精確製導導彈充當了這個時代的常規武器之後，個人軀體擁有的意義急劇衰減。如今再也沒有人為了送信而訓練長跑，或者繼續把標槍投擲視為作戰技能。這時的體育競技更像是重溫遠古舊夢的代償性遊戲。至於乒乓球或者排球這些新型的體育競技從來沒有超出遊戲的範疇，著名的弧圈球或者攔網技術無法在國計民生之中得到廣泛的使用。許多運動員退役之後的再就業成了一個問題，他們的擅長與社會生活脫節了。所以，如果不是象征性地敘述體育競技與民族榮譽的關係——如果誇大了體育館裏的圖騰從而賦予了超額的觀念，許多時候無法自圓其說。
這種觀點至少有助於遏製金牌神話的過度膨脹。奧運會金牌無疑是某一個單項競技的最高褒獎，這個榮譽標誌了一個特殊領域——譬如，射擊、足球或者短跑——的至高成就。還有哪些可以延伸的意義？我們沒有理由限製體育記者的出色想象力。但是，當奧運會金牌與民族國家的強大聯係起來之後，我們的論述最好保持必要的謹慎。我相信沒有一個國際戰略專家真的根據奧運會金牌榜評價每一個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麵，沒有必要過高地估計丟失金牌帶來的損失。一個體育項目的失守與國家領土的失守不可同日而語。一些人樂於用“國運”的盛衰比附體育競技，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理論冒險。如果乒乓球和羽毛球的盛大凱旋源於興旺的“國運”，那麼，足球與籃球的铩羽而歸又算什麼？
我讚同擴大奧運會體育競技的“象征”意義——但是，我傾向於“象征”一個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不是簡單地用競賽名次衝擊國家綜合實力評價體係。“象征”一個民族的文化性格包含了許多內容，例如堅毅，剛強，敬業與責任心，團隊協作，逆境之中的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與尊重異族文化的大度，還有如何對待失敗。對於一個民族說來，健全的文化性格遠比各種名次——無論是體育競技還是經濟總量——重要。當奧運會成為一個民族文化性格的鏡子時，這個虛擬的遊戲終於擁有了無比真實的意義。
有時我會好奇地想到一個問題：冠軍在自己國家的國旗下接受金牌的時候，那些商人的臉上會有什麼表情？他們也剛剛經曆了一場激烈的廝殺。奧運會同時是一個巨大的生意場，商賈雲集，購銷兩旺。從賽場的廣告分布、形形色色的體育器材到電視轉播權、門票訂購，奧運會的每一個細節都遭受過商業的精心盤算。當然，奧運會開幕式舉行的時候，商人之間的競技已經大致就緒。勝者把自己的著名商標留在賽場，敗者黯然打道回府。的確，他們沒有必要在國旗下點錢，他們的領獎台設在公司的賬本上。
錢總是一個敏感問題，最好隱藏在幕後。然而，當領獎台上的冠軍激動地享受無限的榮耀時，金牌背後的投資與收益終於被帶出來了。一係列意味深長的數據暴露在大眾傳媒上。國家投資的運動員訓練費用，教練隊伍和配套行政機構費用，還有各種獎牌背後名目繁多的高額獎金。如果得知一個國家的這方麵費用高達數百億元，那麼，許多納稅人就有可能拿出計算器，算一算這一筆花銷是否物有所值。
沒有人可以否認，體育競技的各種獎牌帶來了“正能量”，譬如信心，自豪，勇氣。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有權利考慮這個數額的投資是否恰當。民族主義觀念的包裝並沒有造就拒絕審計的特權。投資貧困的鄉村、投資某種疾病的研究或者投資生態汙染的治理，國家同樣可以獲得另外一些“正能量”——盡管這些題材無法吸引勢利的大眾傳媒大做文章。如果傑出的經濟學家、物理學家、文學家或者中小學老師都無法贏得同等條件的經濟資助，人們必然會更多地計較，體育競技的特殊貢獻究竟是什麼？
奧運會金牌贏得的榮耀慷慨地分贈給整個民族共享，然而，這一筆投資的實際經濟收益僅僅由一個小圈子受惠。運動員團隊及其後勤人員的按勞取酬無可非議，運動員的高額獎金常常讓人嘀咕。如果一塊奧運會金牌帶來的錢物超過了普通公務員的一輩子收入，我們的心情肯定有所改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成功的故事：勤奮，意誌，拚搏，或者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天分。他們仿佛在真空中訓練，沒有多少局外人意識到令人咋舌的訓練費用。否則，我們對於冠軍的敬重會略微打些折扣，因為他們在勤奮、意誌、拚搏之外還享有某些特殊條件的照料。
通常，事後的一兩聲嘀咕無損成功者的輝煌形象，但是，當某些成功者晉級為民族偶像的時候，這些嘀咕同時在飆升的崇拜背後潛在地積攢。劉翔的故事即是如此。“飛人”的美譽給他帶來了巨額的收入，這個天之驕子在短短的時間之內身價暴漲。他被十多家著名企業聘為商業廣告代言人，每年進賬兩千多萬到六千多萬不等；即使還沒有跨過第一個欄就摔倒在跑道上，仍然有一大批名流第一時間出麵慰問。如此優厚的待遇必然隱含了公眾的同等期待。這種情況下，劉翔的失敗遭到了高度的放大。失望的浪潮衍生出種種惡意的猜測，他單足跳過終點的悲壯景象甚至被演繹為事先安排的商業策劃。如果劉翔背後不存在一個長長的利益鏈，他收獲的景仰和同情肯定超過了現在。
世界範圍內，體育競技背後的銅臭味愈來愈重，奧運會也不會例外。令人垂涎的巨額收益甚至誘使一些運動員做出了有違體育初衷的事情，譬如賄賂裁判，或者使用興奮劑。“更高、更快、更強”的最終總結是更多的錢財，這是精明還是恥辱的反諷？賄賂裁判或者使用興奮劑遭到了輿論的一致譴責，這是公認的錯誤行為。然而，至少還有一些不良傾向正在得到悄悄地默認。
眾多體育明星並沒有帶動大眾體育。不少人察覺到大眾體育的貧困。公共體育設施破舊不堪，大多數青少年運動量不足，體能指標全麵下滑。眾多奧運會獎牌得主如同神一般生活在電視機裏，他們與周圍的現實之間存在一條深深的裂穀。電視機之外，許多人參與體育的主要形式——或者說唯一形式——就是坐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觀看。
不過，電視機裏的運動員示範的又是什麼？最近流傳的一句俏皮話是：奧運會就是——一群最需要運動的人，看著一群最需要休息的人在那裏運動。我們仿佛覺得，運動員所從事的體育就是爭奪金牌。這是一句沒有出口的反問：沒有金牌的體育運動還有價值嗎？電視采訪之中可以看到，大多數贏得了金牌的運動員無不痛哭流涕，他們嘴裏最經常重複的關鍵詞就是“傷痛”和“壓力”。沒有一個職業運動員不是傷痛纏身。從“更高、更快、更強”的體魄追求到不惜殘害身體，體育競技早就與“健身”背道而馳了。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所謂的“壓力”即是精神上的“傷痛”。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周期，運動員的神經日複一日地越擰越緊，這時的體育喪失了樂趣而成為一種煎熬。無論我們讀到的是奧運會不斷刷新的記錄還是運動員的病曆卡，這是一個不變的結論：這種體育已經遠離我們的生活而成為一種虛幻的景觀。
在我看來，奧運會金牌榜並不那麼重要，誰打破了紀錄或者誰遺憾地失利也不那麼重要。那些情節的緊張性隻能維持三分鍾，內心的真正震動始終沒有出現。相對地說，某些貌似無足輕重的片斷反而縈繞不去，令人再三回味。我提到牙買加的博爾特並不是因為他又一次衛冕一百米和二百米短跑，而是因為他的快活。彎弓射大雕的姿勢和做俯臥撐，漫不經心的起跑和衝刺表明他沒有多少運動員常見的思想負擔。我還想提到一個伊朗的女射箭手，她的比賽成績肯定很差，但是，她的開心笑容無憂無慮。差距如此之大的人物以相似的表情踏入了同一個奧運會，這或許隱含了遠比冠軍夢更為生動的故事。
（《讀書》2012年第10期）一個人的三條河一個人的三條河閻連科一個人的三條河
生命與時間是人生最為糾結的事情，一如藤和樹的纏繞，總是讓人難以分出主幹和蔓葉的混淆。當然，秋天到來之後，樹葉飄零，幹枯與死亡相繼報到，我們便可輕易認出樹之枝幹、藤之纏繞的遮掩。我就到了這個午過秋黃的年齡，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從曾經旺茂的枝葉中裸露出的敗謝與枯幹。甚至以為，悅然讓我寫點有關作家與死亡、與時間的文字，對我都是一種生命的冷涼。但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對她與寫作的敬重。還有一個原因，是朋友田原從日本回來，告訴我了一個平緩而令人震顫的訊息，他說穀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談到生命與年歲時說到：“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
富有朝氣、卓有才華的詩人兼翻譯家田原，年年回來總是給我帶些禮物。我以為他這次傳遞的訊息，是他所有禮物中最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亞洲文學，或說世界文學，大江健三郎、穀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樹，約是最為醒目的鏈環。他們三個人中，詩人穀川俊太郎年齡最長，能說出上邊的話，一是因為他的年歲；二是因為他的作品；三是他對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於一個作家而言，關於時間、關於死亡、關於生命，可從三個方麵去說：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時間，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時間，三是他作品中虛設的生命時間。
自然的生命時間，人人都有，無非長短而已。正因為長短不等，有人百歲還可街頭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閃失。這就讓活在中間的絕大多數，看到了上蒼對人的生命之無奈的不公，滋生的人類生命本能最大的敗腐，莫過於對活著的貪求與渴念，因此膨脹、產生出活著的無邊欲望和對死亡莫名的恐慌。我就屬於這絕大多數中最為典型的一個。在北京，最怕去八寶山那個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見癱坐在村口曬陽的老人和病人。十幾年前，我的同學因為腦瘤去世，幾乎所有在京的同學，都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唯獨我不敢去那兒和他最後見上一麵。可是結果，大家去了，在傷感之後，依然照舊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卻每天感到隱隱地頭痛頭脹，嚴重起來如撕如裂，於是懷疑自己也有腦瘤，整整有半年時間，不寫作，不上班，專門地托親求友，去醫院，找專家，看腦神經、腦血管和大腦相關的各個部位。單各種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醫院和專家，也都不惜你的錢兩，看見小草就說可能會是一株毒樹，不斷地引領你從感冒的日常遙望癌症的未來，直到最後在北京醫院求見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腦瘤專家，他在比對中看完各種片子，淡淡問我：“你看病自費還是報銷？”我說：“全是自費。”他才朝我一笑，說：“你的頭痛頭脹，還是頸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頸椎病按摩去吧。”
實話說，我常常為死亡所困，不願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現實中以什麼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義。躲避這個問題，如史鐵生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想清弄明的執著一樣。比如寫作，起初時是為了通過寫作進城，能夠逃離土地，讓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些，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樣。後來，通過寫作進城之後，又想成名成家，讓自己的生命過程和周圍的人有所差別。可到了中年之後，又發現這些欲望追求，與死亡比較，都是那麼不值一提，如同我們要用一滴水的晶瑩與大海的枯幹去較真而論。誠實坦言，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超越對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裏就有種灰暗的疼痛，會有種大腦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兩三年前，北京作協的老作家林斤瀾先生因病謝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寶山為他送行，回來後還連續三個晚上失眠煩惱，後悔不該去那個到處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現在，弄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繼續寫作，我就對人說：“寫作是為了證明我還健康地活著。”我不知道這句話裏有多少幽默，多少準確，隻是覺得很願意這樣去說。因為我不能說：“我寫作是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樣會覺得太過正經，未免多有秀演。可我把死亡和寫作，把一個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學聯係在一起時，我實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為貼切，更為準確，又可信實的某種說辭。我常常在某種矛盾和悖論中寫作。因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寫作，而又在寫作中反複地、重複地去書寫死亡。《日光流年》我說是為對抗死亡而作，其實也可以說是因恐懼死亡而悠長的歎息。《我與父輩》中有大段對死亡淺白簡單的議論，那也其實是自己對死亡恐懼而裝腔作勢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麼時間、在什麼年歲可以超越對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穀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歲時說了“生命於我，剩下的時間就是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那樣的話，讓我感到溫暖的震撼。這句對自然生命與未來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會像一粒螢火或一線燭光，在今後的日子裏，照亮我之生命與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讓我敢於正視死亡，如正視我家窗前一棵樹木的歲月枯榮。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視為一條某一天開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於作家、詩人、畫家、藝術家等等相類似的職人而言，從這條河流會派生出另外的一條河流來。那就是你活著時創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時間。曹雪芹活了大約四十幾歲，而《紅樓夢》寫就約近二百五十年，似乎今天則剛入生命盛期。沒有人能讓曹雪芹重新活來，腐骨重生，可也沒有人有能力讓《紅樓夢》消失死去，成為廢紙灰燼。卡夫卡四十一歲時生命消失，而《城堡》、《變形記》卻生命蔓延不衰，歲月久長久長。他們在活著時並不知自己的作品會生命久遠，宛若托爾斯泰活著時，對自己的寫作和作品充滿信心一樣。一個畫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長命百歲，並不等於他不想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個作家之所以要繼續寫作，源源不斷，除了生存的需求，從根本去說，他還是相信或者僥幸自己可以寫出好的，乃至偉大的作品來。如果不怕招人謾罵，我就坦然我總是存有這樣僥幸的莽撞野願。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與願違，倍力無功的，如一個一生長跑的運動員，到死你的腳步都在眾人之後。你的衝刺隻是證明你的雙腳還有力量的存在，證明你在長跑中知道掉隊但沒有選擇放棄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魯迅歌頌的“最後一個跑者”罷了。
在中國作家中，我不是寫作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寫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擠在跑道上沒有停腳的一個。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後，可以坦然的站在高處，麵對夕陽，平靜而緩慢地自語：“時間於我，剩下的就是微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因為他們在時間中證實並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於這些證實和看到的，確是不可能的一個未來。何況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閱讀的時代。何況已經有人斷言宣布：“小說已經死亡！”在我來說，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長的生命力，隻希望上一部能給下一部帶來寫作的力量，讓我活著時，感到寫作對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義。今天，不是文學與讀書的時代，更不是詩歌的時代，可穀川俊太郎的詩在日本卻可以每部都印一至三萬餘冊，一部詩選集印刷五十餘版，八十多萬冊，且從他二十歲到七十九歲，六十年來，歲歲暢賣常賣。這樣我們對詩人已經不可多說什麼，就是聶魯達和艾青都還活著，對今天日本人癡情於某位詩人的閱讀，也隻能是默默敬仰。這位詩人太可以以“微笑著等待死亡”的姿態麵向未來。而我們一生對寫作的付出，可能隻能換回當年保爾·柯察金的那句濫俗的名言：“當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不為虛度年華而後悔。”如此虛腫的豪言，也是寫作的一種無奈。作品的存世，隻能說明我們活著時活著的方式。希望自己寫出傳世之作，實在是一種虛腫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氣的磚瓦，去砌蓋未來的樓廈。但盡管明白如此，我還是要讓自己像唐·吉訶德一樣戰鬥下去，寫作下去，以此證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種方式。“決然不求寫出傳世之作。一切的努力，隻希望給下一部的寫作不帶來氣餒的傷害。”這是我今天對寫作、對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條約。
努力做一個沒有退場的跑者，這是我在沒有戰勝死亡恐懼之前的一個卑微的寫作希望。
有一次，博爾赫斯在美國講學，學生向他提問說：“我覺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實的，不可思議的。”博爾赫斯對那學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實。有一天我們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還活著。”這件事情說的是人物的真實和生命，也說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從另一個側麵說，探討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內部時間。作家從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從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內部的時間的生命。作品無法逃離開時間而存在。故事其實就是時間更為繁複的結構。換言之，時間也就是小說中故事的命脈。故事無法脫離開時間而在文字中存在。時間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現是小說的特權之一。二十世紀後，批評家為了自己的立論和言說，把時間在小說中變得幹枯、具體，如同呈現在讀者麵前的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似乎時間的存在，是為了寫作的技術而誕生；似乎一部偉大的作品，從寫作之初，首先要考慮的是時間存在的形式，它是單線還是多線，是曲線還是直線，是被剪斷後的重新連接，還是自然藤狀的表現。總是，時間被擱置在了技術的曬台上，與故事、人物、事件和細節可以剝離開來，獨立的擺放或掛展。時間欲要清晰而變得更加模糊，讓讀者無法在閱讀中體會和把握。而我願意努力的，是與之相反的願望和嚐試，就是讓時間恢複到寫作與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時間成為小說的軀體，有血有肉，和小說的故事無法分割。我相信理順了小說中的時間，能讓小說變得更為清晰。在理順之後，又把時間重新切斷整合，會讓批評家興趣盎然。可我還是希望小說中的時間是模糊的，能夠呼吸的，富於生命的，能夠感受而無法單單地抽出評說晾曬的。我把時間看做是小說的結構。之所以某種寫作的結構、形式千變萬化，是因為時間支配了結構，而結構豐富和奠定了故事，從而讓時間從小說內部獲得了一種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樣。人的命運，其實是時間的跌宕和扭曲，並不是偶然和突發事件的變異。我們不能在小說中的人生和命運裏忽視時間的意義。時間從根本上在左右著小說，隻有那些膽大粗疏的寫作者，才不顧及時間在小說中的存在。理順時間在小說中的呈現，其實就是要在亂麻中抽出頭緒來。有了頭緒，亂麻會成為有意義的生命之物。沒有頭緒，亂麻隻能是亂麻和垃圾堆邊的一團。我的寫作，並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樣，要從內容開始，“寫什麼”是起筆之源。而恰恰相反，“怎麼寫”是我最大的困擾，是我的起筆之始。而在“怎麼寫”中，結構是難中之難。在這難中之難裏，時間的重新條理，可謂是結構的開端。所以，我說“時間就是結構，是小說的生命”。我用小說中的時間去支撐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豐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樣式和意義。反轉過來，在自然生命中寫作，在寫作中賦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這些作品內部虛設的時間中，讓時間成為故事的生命。這就是一個作家關於時間與死亡的三條河流。生命的自然時間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時間。作品中的虛設時間獲得生命後反作用於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後才可能讓一個作家在年邁之後，麵對夕陽，站立高處，可以喃喃自語道：
“時間於我，剩下的就是微笑著等待死亡的到來。”
一棵野桃樹
我家樓下是一片花圃草地。
冬青、草坪、地柏和木槿，都是依著規劃圖案生長的。規矩如法律樣，規範著他們的物形和容貌，超出了範圍就會有刀鋸和枝剪伸過來。美是為美，齊整如植物之磚砌畢的牆壁和堡壘，而那冬青圖案間恰妙的木槿，依時花開，依時落謝，似有天然自由，卻也終有一種被他物圍困的束縛。
就在這花圃和人行道的夾縫間，神年鬼月又生出了一棵桃樹來。這功績應歸為一隻鳥雀對一粒桃核的喜愛，還是應該歸為某個成人或孩子對一粒桃核的拋棄與有意，都不是一樁值得究竟的事。重要的是，這桃樹由苗長大了，二年三年就腕粗且有一人高低了，且它結的毛桃最為碩大也不過杏兒般，吃起來酸澀難咽，如一劑苦藥被含在了健康者的嘴裏邊。樹枝也無規無矩，想左生就左生，想右生就右生，橫七豎八，常常無端地扯拉人行道上的人。每年三月，桃花開放，一枝又一枝的紅豔也可算為美，那時上班、下班的人流，都會多看它一眼，稱道二三句，而在桃花謝了之後，它就沒有那麼招人養目了。亂枝俗葉，沒有拘束，果實又酸澀粒小，誰還能找出它別的意義呢？尤其在冬寒，葉盡枝枯時，它的手臂帶著塵土伸在路邊上拉拉扯扯，讓人厭煩冷意，就有人把它伸在道邊的枝條全都折斷扔在草地裏，讓桃樹偏癱一樣，斜斜欲倒地站在路邊上。
狗也朝它身上尿。小區裏幾十隻的寵物狗，為了爭奪氣味的地盤，都把這棵桃樹當做了自己搶占地界的路標，經過時不在它身下尿一泡，就如失卻了責任的巡邏兵。
到來年，萬物蘇醒、草木皆綠時，那棵桃樹因為狗尿的燒燙枯靜沉默了。到來的死亡，寫照著它為掙脫拘束的付出。在新一年春夏秋的季節裏，它一直延續著冬天的枯幹，直到下一年春節到來時，那些要用通電閃亮的塑料梅樹裝點節日的人們，也就幹脆把它砍倒挖出，扔在了垃圾箱邊上。來日清理垃圾的工人，要折斷它所有枝丫往環衛車上裝著時，還為它的枝枝蔓蔓、無拘無束罵了大半天。
樓道繁華
發現樓道是向著實在繁華進取時，我有些驚異我的發現和暗竊竊的笑。樓共六層，我家住五層。十年來的進進出出，把我從準青年拖到了正中年。人在眨眼間鈣化老去時，原來那幢風光向好、南北通透、人見人愛的家屬樓，也顯出衰相陳舊了。起初，家家門前整潔齊畢的過道，不知從何時多都成了人們的雜物間。起初，樓梯上日日的帚過水洗、亮如容鏡，現在，幾乎每層、每天都有煙頭和寵物的尿水了。歲月酷烈，樓道美貌的失去，一如少女在歲月中的高速衰敗。三、四、五樓樓梯拐彎處的空當，永遠都堆著各戶歸己碼放的禮品盒，紙的、木的、金屬鐵皮的。有的是水果的包裝，有的是電器的外箱，還有的是製作精美豪華的箱盒與架木。這兒堆不下時，人們就堆到自家門前邊。無論誰人，從這樓道走過去，就像走過整潔美貌的垃圾場，雖然擁堵，卻也是有意無意地一種擺設和裝飾。因為，那些司、局家的門前，堆的多是茅台酒箱和冬蟲夏草的紙箱子；而二樓那處長家的門前，常是一些茶葉盒與煙箱子；那戶出版社編輯的門前邊，又常是一些舊報和雜誌。這門前的擺放，其實也正是各戶人家私密外泄的窗口和展覽。
還有一戶年輕人，原是住著父房在這成婚的。他家門前的變化，與時俱進，是一段妙絕實在的社會發展史。那小夥是國企的一般職員時，他家門前鋥光發亮、潔淨如洗，宛若他新妻純淨的臉。後來他做國企的股長了，那門前常會有些裝大蔥和鐵棍山藥的紙盒子。再後來，他當科長了，那門前就常堆一些新加坡和中國台灣水果的紙箱子。又後來，他做了國企的技術副處長，那門前就和別家一樣堆滿了五糧液的紙箱和榮裝過蟲草、鹿茸以及一些別的高檔禮品盒。
還發現，樓下一家局長退休了，門前原來的繁華箱盒變得冷清而寂寥，有幾次那局長上樓梯時就順手把別家門前堆的茅台的箱盒提到自家門前堆在空地上，像摘來了許多鑽石鑲在了自家門前般。總之說，樓道裏早就不再新容整潔、山清水秀了。然而，雖年年月月都堆放著各種紙箱廢物，卻也是這樓道發展向上、欣欣向榮的寫照和篇章。至於大家出門進門、上樓下樓那擁堵落腳的不便，也是發展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和犧牲。
我家門前總是沒什麼擺，其冷清空落一如潔淨的不毛之地。因此，對麵的書記家就不斷因地製宜，把從他家騰空的禮品箱盒堆到我家門前邊。妻子為此苦惱抱怨，常罵這樓道住戶的公共素質差，又期盼也可以從我家每隔幾天就清理出一批禮箱禮盒把他們占據的樓道失地收回來。隻可惜，她的這種願望如渴望自己中年的年齡回到青年樣。期望一個小說家的門前物華豐滿，正如期望堆滿鵝卵石的空穀長出靈芝來。
這個樓道並不會如書桌、書架樣屬於我，但它是樓下收破爛那老人福祉的奶與蜜。
從這樓道裏搬走成了我妻子、兒子的願望和想念，雖然一時無法實現，每日掛在嘴上的心願卻是輕易和有些美意的。被他們說得多了，煩了躁亂了，有一天我果敢采取了行動和舉措，在各戶人家都上班安靜時，我把收破爛的叫進來，把樓道所有的紙盒、紙箱、報紙和廢物全都清理賣掉去，而後把各家賣廢物的錢都分開裝在各個信封裏，塞進各家的門縫中，把那個空亮潔淨的樓道重又還給了樓道、腳步和居者的眼。我每三天、五天這樣做一次。每次這樣做完，都像把自己寫的文章又修改譽抄了一遍樣，直到今年春節，我過年從老家回來，把堆滿樓道的箱盒又全部清理賣掉，把那每戶十幾、幾十元的物錢分別塞到各家門裏後，不久我家門縫也忽然有了兩張紙條塞進來。一張紙條上寫著：“老閻，你是最好、最好的黨員啊！”另一張上寫著：“閻先生，看你寫小說也是一個可憐的人，以後把我家賣廢物的錢就當做你的稿費吧！”
這一天，我決定以後不再這樣去做清潔了。同時間，也期望可以早日搬離這幢、這洞樓道了。
春黃
它已經很老了，十歲之久，有著豐富的世事經驗和感知萬物與生靈的能力。因為命運的安排，它每天都弓在一個橢圓的土陶花盒中，孤寂在我家陽台的一個台階角，一如一個生命在孤島上的生存與守候，等待著從窗玻璃上過來的陽光和我愛人打開窗時吹進來的風。水是澆得準時的，總是大約每周或十天，會去大大方方澆一次，讓它喝個夠。所謂的肥料之滋補，也是半年八個月，才會因為忽然的勤快，去把沒有喝完的啤酒倒進去半瓶、大半瓶。有時候，我們賜它於淘米水的慷慨，它也總會有恩必報，以大度感謝的生長，回報我們以碧綠的旺黑。寂寞和無言，是它生命的侶伴，隻有在每天客廳裏的電視機打開的時候，沙發上有客人到來並海闊天空、暢所欲言時，它才可以借此感知客廳和陽台之外的世事和萬物的變化與喜憂。
深秋時候落葉，春天時候再生，這是大自然賦予它的命定規律。但因為是在室內陽台的大致恒溫中，嚴冬中的暖氣也都把十八度以上的溫暖平均地分配給我們，自然著，其中也有它一份。於是，應是秋時的枯落，葉就象征性地掉下幾片煩累的深黃，而那些帶著疲憊的眾多的青葉，也都還要在它的枝丫上日日月月地陪伴著我們一家，等待著來年春天的勃發和澎湃。
因了幾乎不落葉的綠，中國人就叫它冬青樹。
可這株盆景的常綠，卻在今年春天的3月11日，正是北京的萬物蘇醒吐翠、花開預備的時候，突然間出現了幾片黃葉。3月10日它還借著初春的風光，顯出蘇醒後要大幹一場的氣勢，讓生命的綠色旺盛到使旁邊的花草都相形見絀的嚐試，可卻在一夜之後，卻有三五片的黃葉，靜靜地沉默在它的弓枝和冠頂上。我為此感著些微的詫異，慌忙地把它移到更可通風的西邊，讓朝陽一出，就可以直直地照射於它。還又在它的土盆中，恩賜了它整整兩罐啤酒和兩袋鮮奶。因了是春日三月，和風如滋，也還總是在白天延長開窗的時段，使它更可以沐日浴風，以借此挽救它在2011年3月11日之後的黃葉傷痕。
可是，一切的努力，都近於徒勞。
3月12日，它由三五片的黃葉，變成了七片八片。
13日，十片有餘。
14日，二十幾片。
15日，幾乎黃滿冠頂，完全如曠野中酷冬時的一棵日常樹木，不得不隨著時節的法律變化而遵守枯黃的律令。
然而，這畢竟是初春之時，是萬物蘇醒的蓄勢之日。翻遍了植物病療的書籍，證明它沒有蟲害的侵蝕。找來了盆景專家，也對它的春黃表示搖頭和不解。一切的努力，都隻能是我們對流雲飄失的無法挽回，仿佛在馬路上踮著腳尖奔跑的雨滴，終歸要在一汪水中無聲無息樣。無奈之後，也就隻能隨它而去。中國的民間，有句相當直趣的老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小鬼常來訪。”把風、日、水、養全都充足地供給於它，宛若中國百姓讓一個將死的人，在最後幾日吃飽喝足似的。
如此而已，也就罷了。
也就這樣，隨它而去。而我們一家，除了在那些天用更多時間地打開電視，聽播新聞和總在客廳議論世事與人生之外，直至今天還擱在心頭的記憶，就是那些天在無數的垃圾短信中，偶然會有這樣的短信：“商場裏的人說，雞蛋是綠色的，蘇丹紅笑了；電視裏的人說，社會是穩定的，貪官們笑了；日本人說，釣魚島是我們的，大海笑（嘯）了！”於是，從來不回垃圾短信的我，那幾天總要給這樣的垃圾短信的傳播者回上幾句：“如果你們家有了火災，你家鄰居會鼓掌嗎？如果你的兄弟父母有了疾病，你是首先去幫他找醫生還是首先替他們去買一掛鞭炮和一口棺材呢？”
三朝兩日，這本就不多的這樣的短信，也就徹底絕了。
時間和日子，就這麼過著。半個月、二十天、一個月，陽台上的盆景冬青樹，竟又在不自覺中緩了過來。有的黃葉落了，而更多的黃葉，都又變得片片綠旺黑碧，完全如同往年往時樣澎湃勃發，茂盛有力，無論遠近地看去，都是一幅永不凋謝的冬青的油畫。
葡萄與葫蘆
租下了一處有院落的房子住。
院落柵欄的大門前，人一進來，門口的鬆木葡萄架就落落大方地用它的鬆香朝你迎接過去了——葡萄架上結滿了葫蘆——這北方特有、但卻罕見了的迎客方式，讓任何一個客人到來，都感愕然與驚喜。
四株新栽腕粗的葡萄樹，以它的矜持和慵懶，表示著把它從一塊肥地苗圃賣到這兒移栽的不滿與對抗，也是一種對背井離鄉的愁思吧，顯示著它可以有綠葉生出，就對起了你們讓它移民他地的思緒與情緒，而還想讓它在一兩年的時間裏，就藤蘿滿棚，掛滿成串的葡萄，它是決然不會答應的，不會讓你們看輕它生命的薄簡與淺賤。
葫蘆則不是那樣注重自己的身價與對故地那種不可分離的眷戀性。給我水，給我通風和陽光，一周後種子就乖孩子樣從睡夢中醒來蹦蹦跳跳了。盡管是把它種在葡萄樹的樹坑裏，可它沒有寄人籬下那感覺，一吐出嫩芽和綠葉，就開始反賓為主，在葡萄樹坑裏，借著葡萄樹的身子，把自己一日幾寸、一日幾寸地朝著高處爬，而且是枝蔓橫生，越生越旺，越旺越生，隻消一個月，一株葫蘆藤會生出十餘枝條的藤秧來。一個月後，它就都爬到了葡萄架的頂格網棚上。並不需要你施肥，隻要你每三天不要忘記給它澆次水，它就心滿意足地把它碧綠含烏的大葉鋪在了棚架上。接著五月到來了。六月跟在五月的後邊，踩著五月的腳跟兒，兩株葫蘆從南北雙向朝著架子中央搶奪地盤和擴展。風和陽光在半空總是對葫蘆的秧葉有著特別的情感和交易。它們對半空的植物們，從來沒有小氣吝嗇過。而葫蘆秧也對陽光和風的慷慨還以風生水起、活色生香的瘋長和回報。某一天，某一天的深夜裏，沒有人聽到葫蘆與月光有什麼密議和商談，但在來日月光未落、而太陽生輝的交錯中，你看到葫蘆秧在它的頂部開花了。透亮的黃花，喇叭樣吹在天空間。不一樣的地方，是有的花口向天空，而有的花卻身在天空，花的嘴口朝著下。接下去，三朝五日間，有手指似的青皮葫蘆從那花處結出來。並且一出來，就有了一端均細，一端鼓粗的葫蘆雛形兒。且這些雛形葫蘆不是一個一個出生的，而是集中在某幾日，一生一批十幾個，像小豬崽樣一窩七八、十幾隻。它們出生後，那些金色的葫蘆花就該謝落了，先是萎縮在葫蘆頭兒上，後就幹枯在那一片綠葉中，再就借著一陣風雨的吹襲，枯萎著落在地麵上，散發著一股令人傷感的黴枯氣。為了表示因為自己的到來，而催老、催落了葫蘆花青春的歉疚，這時的小葫蘆，用整整一個月的沉默和凝結，幾乎是拒絕著長大與成熟，讓你擔心盛夏已經到來，它們在棚架上豎著垂掛著，還都是大拇指的模樣兒，這如何還有時間成長為人頭似的大葫蘆？
擔心時季與葫蘆的不足。
擔心葫蘆種子中的陷阱。
擔心葫蘆遲遲地凝結著不育不長，是對主人隻給它水分不予施肥的抵抗與報複。
可終於，在還未及給葫蘆補償一些肥料時，我同西班牙的朋友去了兩天承德城。也就兩天兩夜的分別，回到門口的棚架下，突然到來的目瞪和口呆，讓你無論如何不知道在你走後的兩天內，葫蘆中間發生了怎樣的巨變和震耳發聵的動蕩與聲響。就在這兩天的時間裏，原來大拇指或小燈泡似的葫蘆們，忽然間，叮叮咣咣成熟了，居然個個都長大到了人的頭顱樣。你無法相信，原來小葫蘆的凝止不長，是為了等你離開兩天後，突然間要爆炸著長大成熟的。要在你不在時，回饋你一個目瞪口呆的喜悅和植物生長的巨大巨大的謎。
一片兒，十八個，全都垂在葡萄架下邊，垂得那些藤秧都不得不朝半空扯著和掛著。為了弄清葫蘆在突然間爆炸生長，而不是日漸長成的秘密，我在一天的半夜兩點多鍾起床，貓在葡萄（葫蘆）棚架下，偷聽那葫蘆生長的聲響，終於就聽到了在那月光中，大葫蘆和葫蘆葉爭奪水養的吵鬧和最後葉子妥協謙讓地把水養暫借給葫蘆的應答聲；聽見葫蘆在月光中抖擻著身子要把自己變成“人頭”的得意；還看見水養沿著藤秧從地下向空中輸送的細微密集的蔚藍的渠道，直到月光落去時，這些聲響和物形，都在暗淡中變為一團泥漿的沉默和模糊。
到了十月，所有的葫蘆都成熟幹白了，沉重地懸在半空裏，讓所有路人的目光，都在它們身上停滯和驚歎。十一月，我把二十幾個大葫蘆剪摘下來後，擺在客廳，如擺在碩大葫蘆的展覽廳，等待著周末朋友和客人的到來，由他們對大葫蘆溢美的頌讚和挑選，以帶回自家裏掛在牆上裝飾和顯擺。當然，我不會忘記把形象最為周正、個頭也最為魁梧的兩隻葫蘆提前藏起來，等待它自然風幹後，明年開春為了庭院門口的葡萄架而從中取出它們的種子來。然而，在下年春天我準備在葡萄樹的樹坑裏繼續下種葫蘆時，卻發現剛剛初春，別家他戶的葡萄樹，都還杆枯枝裂著，而我家的葡萄樹就早早發芽了。而且那嫩芽的星星點點間，枝幹上有一股光滑的水潤掛著、沾染著。這一年，我沒有再在葡萄的樹坑中種葫蘆。因為這一年葡萄樹如上一年葫蘆那樣的瘋生野長，僅一年時間它就爬滿棚架結滿葡萄了。所有路過我家門前的人，看著那滿架的珍珠大葡萄，都驚奇我家的葡萄樹為何可以長得那麼快。人家的一般都要三年、四年才可以爬滿架子結葡萄，而我家的隻需要不到兩季的時間就夠了。
應堵三招
遍走天下，北京最負盛名的不是天安門、頤和園和八達嶺，而是自始至終、迢迢千裏的大堵車。在北京，天南海北、國內國外的來往過客，對北京的名勝古刹，可以選擇，可以不看，可以耳若旁聞。但堵車，隻要你落地北京，就容不得你不參與其中了。人人經曆、參與的大堵車，如同人人都疏淡的法律與交規。因為人人皆此，也就有了智人絕妙的應對。
一、 麵對堵車，在你不得不出門時候，無論你是自駕、公交或者地鐵，路上什麼都不需準備，隻需帶一顆龐大的心髒。望著路上無頭無尾的長龍車陣和南來北往肩膀掛著肩膀的人流，想一下你少年時候，因為想看到汽車而從遙僻的鄉裏，光腳奔向新開通的公路，坐在路邊或者坐在高高的樹上，等待一輛冒著黑煙的汽車的到來的那份焦急，便能體會到今天看到成千上萬的汽車（轎車）臥在北京所有環路、公路和胡同小道中的壯觀之美，便可以隱隱地體會出一個小的夢想被無限放大實現後那種意料之外的驚奇。而這驚奇之中，隱藏的正是無數人美夢的集結。滴水為溪，溪集為流，河歸大海。而今北京的大堵，也正是十幾億中國人的百年夢想。這個“海堵”，實現的是中國人的“海夢”。即便你出生都市，從來沒有過要走上十裏、二十裏一睹汽車芳容的經曆，那麼你的父親、爺爺和爺爺之父，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曆和夢想。而你所經曆的海堵，也正是對祖先夢想實現的回報。想想這些，無論經曆怎樣的堵車，都會釋然，都會從臉上綻放出一絲笑容，都會對堵車懷著一絲一寸的感激。
二、 最堵時候：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其實，在北京，從早晨到晚上八點之前，都可謂堵之高峰。這個時段倘是你要出門，除了龐大的心髒，你再帶些閑品。如報紙、小說、iPad或mp4等。堵車時候，正是你心神氣定地看書、聽音樂和與男朋女友通過電話聊天談情的一個上好時段。鬧中取靜，煩亂中贏得安慰，即便不是大隱於朝，也是中隱於市，實現的正是我們古人的隱息哲學，頗有著莊子出世、老子入世的世界觀。從這個角度去說，堵車和應對，是一種哲學關係。而每一個學會應對堵車和擁擠人流的班族行客，又有哪一位不是哲學家和入世出世的哲行者？曾經有人專門在出門前帶上老酒、花生和雞胗類的小菜，專門在最堵車的時候，手握方向盤，邊開車，邊喝酒，一邊去另一個座位上捏著花生、雞胗入肚。問不怕警察抓你酒後駕車？說他抓的是酒後駕車，而我這是酒中駕車，不在他查問之列。更何況擁堵的時候，警察絕不查酒，恨不得所有的汽車都從他麵前如酒後樣闖燈飛過。這也實在是一種極端，可畢竟也是一種應堵的存在。而存在，又必然會在極端中產生出一種哲學來，如同鄭板橋的飲酒詩畫，隱存著一種偉大的生存藝術與哲學之思。
三、 海堵到極端時候，應對的最好辦法，就是坐在家裏，看著電視報紙，喝著咖啡濃茶。無論是所有都在等你的飯局，或是你不得不去參加的會議，他們在那邊一定是一邊聊天，一邊不斷地電話催促。這個時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多給對方發個短信，通個電話，說你早已經出門上路，可他媽的一出門就碰上了堵車。沒有人不相信你的假話，因為沒有人相信北京不會堵車。你就這麼悠閑著耐心，對方也都是被堵車和等待鍛煉出來的強人。直到堵車的高峰鬆散之後，你掐準時點，選好路線，堵車間需要一個乃至兩個小時的行程，這個時候，你隻需一刻或者半個鍾點，順暢而匆匆地趕到，在眾人麵前表現出一種氣喘籲籲的歉疚，咒罵幾句北京的交通，或再虛構出一場路上交通事故的場景。沒有人會怪罪你的遲到。沒有人會懷疑你的虛偽。對於因為堵車所造成的一切，人們都會諒解結果的荒誕。荒誕的時代，一切都因為荒誕而合理。飯桌上、會議上，你雖然遲到，可卻一進門就擦著額頭的汗水，臉上焦黃的不安，不得不使人們對你同情，並為你終於戰勝擁堵的到來，感到一種欽敬的讚揚。也因此，所有人都對北京的堵車開始著一場新的卻是日常的憤懣和思考。
坊間說，人有人道，狗有狗道；車到山前必有路。北京的海塞大堵，千有千智，萬有萬法，而以上三招，隻是滄海一粟，猶如沙漠綠洲中三草兩株，汪洋大海中的一二燈塔之島嶼。
（《美文》2012年第8期）卓文君的勇氣卓文君的勇氣王充閭一
古代說到男人中的勇士，總忘不了戰國時的孟賁和夏育，還有刺虎的卞莊子。那麼，女士呢？當然也有很多，其中我最佩服的是漢代的卓文君。如果說，賁育之勇在於膂力，“力拔山兮氣蓋世”，那麼，卓文君的勇氣則在於心誌，對於她所愛的人，不顧封建禮教的束縛，勇闖世俗藩籬，夤夜私奔，成為我國女性中最早的自由戀愛的先驅。
史載，蜀郡臨邛縣有一戶開發鐵礦致富的大財主，名叫卓王孫，家裏有奴仆八百名。他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兒，叫做文君。古書上形容她：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特別是才氣縱橫，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尤善鼓琴，通音律。可惜，年輕輕地就守了寡，住在娘家。聞知這種情況，當地許多門當戶對的官宦人家、豪富子弟向她求婚，她都一一拒絕。
這天，卓翁請客，要宴請名士司馬相如，縣令王吉要親自出麵作陪。隻見屋內屋外，賓客雲集，車馬喧闐。上百名陪客人已經到齊，酒席也都擺好了。唯獨要請的主客司馬相如沒有到場，有人捎來信息，說是“身子不太舒服，隻好心領了。”這可急壞了卓大富豪，王縣令也覺得沒有麵子，忙著帶領幾個隨從，親自登門去勸駕。
人們也許要問：這個司馬相如，究竟是個什麼貨色，架子有這麼大？這要從兩方麵作答：一則，司馬相如確實是文才出眾，甚至名動京城。據林漢達先生《前後漢故事新編》中介紹，司馬相如原是成都人士，字長卿，從小極愛讀書，也學過劍，並精通音律。他小時頗受父母疼愛，昵稱他為“狗兒”，長大起名時，由於深慕戰國時代藺相如之為人，便也名為“相如”。當時正趕上蜀郡太守文翁大興文教，設立學校，招收民間子弟，司馬先生就在這裏做了教師。不久，文太守死了，他也無心在這裏住下去，一心要去京城長安，做大官，任大事。他的心誌很高，在離開成都路過升仙橋時，曾在橋柱上題寫了十個字：“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由此，這座橋便有了新的名字：“駟馬橋”。到了長安，開始並不得誌，後來遇到了梁王劉武，被收為門客。這期間，他撰寫了一篇長長的文賦，叫《子虛賦》，頗受一輩文士熱捧，從此，便名動京師，聲聞遐邇。後來，梁王死了，他也無心長住下去，便回到了故裏成都。
那麼，下麵就聯係到第二個因素了。臨邛縣令王吉是他的好朋友。因為當初王縣令對他說過，如果在外麵混得不如意，就到他那裏去，這樣，他便投靠到這裏來。王吉為了幫他抬高身價，就請他住進都亭一間公房裏，自己每天都畢恭畢敬地去拜訪他。全城人一看，這人來頭可真不小，便也都另眼相待。包括卓家這場宴請，也是王縣令一手策劃的。
司馬相如一表人才，長得很帥（《史記》說是“甚都”）。這天一出場，他那瀟灑的儀容立刻引起在座的人一陣驚訝。待到酒酣耳熱之際，王縣令謙恭地捧琴至前，對司馬相如說：“聞君雅擅琴操，請彈一曲，如何？”司馬相如推辭了一番，便彈了一支曲子，邊彈邊唱，聲動四座。這就是著名的琴曲《鳳求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
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凰兮凰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
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餘悲。
世上知音者稀，但不能說沒有。那就是卓王孫之女文君。原來，她早已聽說城內有個蓋世文豪司馬相如，今天聽說他應邀到場，心中早抑製不住歡欣之情，於是，便躲在屏風後麵，偷偷觀看。這一切情景，早被司馬相如發現了。於是，他便有意地作了“琴挑”，把那含蘊著滿腔柔情蜜意的琴曲聲聲都彈在文君的心弦上。而文君，早已為他高華的氣度、出色的才情和雋美的豐姿所打動，《鳳求凰》這一曲求愛的情歌，更令她心旌搖蕩，如醉如癡，芳心暗許。後世的女詩人潘素心有句雲“一曲琴聲兩意投”，說的正是這種情景。
宴會結束之後，相如又在王縣令的幫助下，通過文君的侍婢向她轉達了“心焉慕之，願結百年之好”的意願。卓文君知道父親不會同意這樁婚事，就痛下決心，私自跑到司馬相如的都亭，決心跟他患難與共，生死相依。這樣，兩人便連夜逃回成都，待到老父發覺，已經“生米做成熟飯”了。麵對這樣一件“醜聞”，卓翁直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卻又不便公開聲張，因為“家醜不能外揚”，但一口氣出不來，還是跟女兒斷絕了父女關係。
古人說，讀古人之書，說古人之事，須通古人之心。那麼，我們不妨設身處地，站在卓文君的位置上想一想：一個不足二十歲的小女子，生於閥閱之家，長在閨閣之內，未曾經過人世間的種種曆練，竟然敢於同世俗挑戰，向封建禮教衝殺，該有多麼先進的思想，多麼浩大的勇氣，多麼堅強的意誌呀！這種敢愛敢恨、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的才女，實在是令人佩服。好在武帝時“獨尊儒術”隻限於上層，綱常倫理尚未占據民間陣地，市民心理還沒有被“男女之大防”所拘縛，就是說，文君所受到的社會思想、輿論壓力還不那麼強烈；倘是儒學昌盛之際，那麼，咒罵、謠諑的口水也是讓人難以承受的。
卓文君對封建禮教敢於大膽挑戰，對自己配偶勇於自主抉擇，不僅為兩千年來無數中華情侶提供了榜樣的力量，而且在後代文學藝術天地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世一些話本、戲曲都把它作為題材，踵事增華，千秋頌讚。戲曲理論家和劇作家、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明人孫梅錫《琴心記》、清人舒位的《卓女當壚》，都是直接把卓文君的故事搬上舞台。更多的作品是借助文君的形象，展開自由選擇愛情伴侶的劇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人雜劇中四大愛情劇中的《牆頭馬上》和《西廂記》，都引述了文君的事跡。《牆頭馬上》中李千金，不僅希望得到愛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權益，認為像卓文君那樣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當愛上了裴少俊，她便義無反顧地離家出走。在公公麵前更以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為自己私奔辯護；《西廂記》中的張生，隔牆彈唱《鳳求凰》，說：“昔日司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雖不及相如，願小姐有文君之意。”
二
且說文君跟著相如來到成都家裏一看，陋室空堂，衣食無著；而文君出走慌張，更沒帶金銀財物。勇氣歸勇氣，生計上的困難還是現實的存在。她隻好把隨身帶的首飾變賣了，勉強對付著過了一兩個月。這時，小小的文君又出主意了，要同丈夫一道返回臨邛，或者向父親求情，或者向兄弟借貸，總比在這裏空腹度日要好。這樣，兩人又心懷惴惴地回到臨邛，請托別人向老父通融。卓翁沒有好氣地說：“生養這樣沒出息的女兒，不殺了她，就算是恩典了。我還能拿錢接濟她？一分錢也沒有！”
最後，兩人想出個辦法，賣掉了琴、劍、車馬，在臨邛街頭租了一間房子，開設個小酒店，賣酒為生。相如穿上一條短褲，夾雜在夥計們中間，洗滌杯盤瓦器；文君則站在櫃台前，招呼主顧，掌管酒店業務。對於一個當日的富家小姐，如今淪落到這種仆役生涯，不僅拋頭露麵，還要充當賤役，不怕人譏笑，不為世俗偏見所拘束，這也同樣需要有足夠的勇氣。卓文君和司馬相如在臨邛當壚、釀酒、撫琴，留下了許多遺跡，文君井與琴台，唐宋詩人已經有人吟詠：杜甫有《琴台》詩：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歸鳳求凰意，寥寥不複聞。
首聯說，司馬相如閑居茂陵後，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夫妻尚恩愛如初。頷聯寫曆史，“酒肆”“琴台”都是當年遺跡。原詩有注：“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有琴台。”
頸聯寫詩人所見，野花豔麗，蔓草繽紛，令人想象文君的俊美的臉龐和鋪展的羅裙。尾聯是懷古。於今，物是人非，斯人已杳，詩人寄慨遙深。
陸遊《文君井》詩雲：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幾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無羈束，又向文君井畔來。
這些都是後話。且說當日夫妻二人來到臨邛，過起了艱難日子。無論多麼苦累，一對美滿夫妻為了實現愛情的理想，總還安之若素；真正難堪的倒是文君的老爸。他覺得這兩個冤家是有意讓他在人前丟人現眼，抬不起頭來，多少天藏在屋裏，不好意思見人。那究竟怎麼辦呢？朋友們相勸：“女兒既然願意嫁給他，也就算了吧。長卿畢竟做過官，又是縣太爺的朋友，雖然貧困一些，他的人材還是靠得住的，將來總有出頭之日。與其這麼僵持下去，莫如分給他們一份財產，讓他們出去好好過日子。”在卓翁看來，這樣做雖非所願，但事出無奈，也隻好走這一步了。於是，就分給了女兒、女婿一百個奴仆、一百萬錢財，又把女兒穿的用的衣物如數送了過去。卓王孫為了顧全自己富家的體麵，最終不得不對女兒作出讓步和妥協，這也顯示出封建禮教的脆弱性和虛偽性。這樣，小兩口也就關閉了酒鋪，心滿意足地回到成都，買房屋、置田產，開始過上富裕的生活。
俗話說：“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司馬相如在成了富翁之後，一時運轉時來，官運也亨通了，不久，即經同鄉楊得意的介紹，前往京城做了大官。原來，漢武帝看到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便對身旁隨侍的楊得意說：“這篇東西寫得真好。不知道寫賦的是哪朝哪代的人。如果和我們生在同時代，我真想見一見他。”楊得意聽了，萬分得意起來，說：“陛下，他是我的同鄉啊，現在正在家裏閑居哩。”於是，司馬相如被召到朝廷，漢武帝接見了他，問他道：“《子虛賦》是你寫的嗎？”司馬相如回答說：“是的，陛下，《子虛賦》正是為臣的筆墨。隻不過，那是寫諸侯的事，沒有什麼可看的。聽說陛下喜歡遊獵，那麼，為臣可以隨侍，然後寫出一篇天子遊獵賦，獻給陛下。”
漢武帝聽了喜之不置。對這個才華橫溢的文士做出了很好的安排，不僅給予優厚的待遇，還帶著他到上林苑參加遊獵。幾天過去，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就脫稿了，當即呈獻給漢武帝。漢武帝看了，非常滿意，於是，封司馬相如為皇帝的侍從官，那時稱作“郎”。
作為《子虛賦》的姊妹篇，《上林賦》“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魯迅語），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漢天子遊獵的盛大規模，歌頌了統一王朝的聲威和氣勢。可說是司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文學史上第一篇全麵體現漢賦特色的大賦。
後來，司馬相如曾經作為漢武帝的專使招撫了夜郎歸順漢朝，頗得武帝的賞識。當時，對於“溝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並不一致，漢武帝首先征詢了司馬相如的意見。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說：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遠，道路也不難打通。那裏，秦代曾置為郡縣，到本朝建國時才罷除。現在，若能再度與之溝通，進而設郡置縣，其價值是遠勝“南夷”諸國的。漢武帝聽了，深以為然，便拜封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委之以全權處理有關“西南夷”事務的使節重任。不久，有人上書給漢武帝，說司馬相如出使時曾接受了很多金錢賄賂，武帝信以為真，就罷免了司馬相如的官職。
三
司馬相如家中富有，也樂得清閑自在，就把家搬到茂陵，與卓文君過著悠閑舒適的生活。不過，後來也出現了一些波折：據漢晉之際的西漢雜史《西京雜記》記載：“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鬥酒會，明旦溝水頭。
躞蹀禦溝止，溝水東西流。
淒淒複淒淒，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
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全詩十六句，四句為一節，層層遞進，展示婦女主人公思想、性格以及感情變化的過程。開頭四句，以比興起，先用高山積雪、雲間皓月之潔白，象征愛情的純潔無瑕，烘托出自己當日對理想愛情的追求，可是結局卻是男人的移情別戀，這該是何等意外，何等痛苦，何等沉重打擊，何等無法接受！於是采取斷然決絕的態度。真是力重千鈞，咄咄逼人。第二段的四句寫分手的場景：今日鬥酒相會，實際是告別的宴飲，明日將各奔東西，像禦溝裏的水東西分流一樣。第三段的四句，通過反思昔日愛戀的過程，發出震撼心弦的呼喊：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最後一段，揭示文君的愛情觀與深刻領悟。簁簁（ｓｈāｉ ｓｈāｉ），形容魚尾像沾濕的羽毛，魚兒歡快地躍動，形象地描寫愛情的歡悅。那麼，這種愛情必須建立在情誌相通、意氣相重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受金錢勢利所左右。
傳說，在《白頭吟》詩後麵，卓文君還附有一封信：
春華競芳，五色淩素，琴尚在禦，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勿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琴尚在禦”，說明時間並沒有過去多久，可是已經“彼物而新”，喜新厭舊了。朱弦、明鏡、朝露、芳時，全都成了過眼煙雲，隻剩下“白頭吟，傷離別”了。錦江水長流，與君永決絕。
既有纏綿悱惻的感傷，又有斷然決絕的警戒。
一場險些斷裂的婚姻，就這樣在文君的凜然正氣感召下，獲得了成功的挽救。
說來，司馬相如也真是太令人失望，太辜負卓文君的萬種真情、一片芳心了，好在“知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也屬於善於改過者。
最令人佩服的，還是卓文君的應對舉措和堅決態度。麵對丈夫的“移情別戀”，一般的往往有三種選擇：一是潑婦似的狂吼亂叫，直鬧得“天地為之動容，風雲為之變色”；二是隱忍不發，逆來順受，屈辱地當代罪的綿羊；三是為了勉強維持虛假的愛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負心人的“偶發善心”上，一味地哀哀求告，乞憐丈夫回心轉意，不敢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果是，或者造成一個爛攤子，局麵最終無法收拾；或者助長負心人的“無行”，等於“與虎謀皮”，於事無補。卓文君不是這樣，麵對深重的精神創傷和被拋棄的悲慘命運，她既不是悲悲切切、懦怯無力，也不是張牙舞爪，而是理智而平靜地陳述昔日令人思念的情景，講清道理，然後果毅地作出斷然抉擇，痛苦中追思昔日的溫馨與情分，冷峻中顯現出果斷與剛強。這裏一個大前提，是司馬相如畢竟走得還不算太遠，存在著挽救的可能。為此，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申之以義，斷絕其幻想，最後終於收到理想的效果。
卓文君堪茲讚頌之處多多，年輕貌美、才華出眾自不必說；而我所最欣賞的，還是她的驚人的勇氣、超凡的膽識。你看，在婚姻麵前，她勇於衝破封建禮教的藩籬，做自由戀愛的開路人；在困難麵前，她勇於放下富家閨秀的身姿，挑起生活的擔子，當壚賣酒，身服隸役，不顧世俗的恥笑；在婚變麵前，她勇於奮力抗爭，果斷決絕，不卑不亢，穩操勝算。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