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個人的“創世紀”
王德威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
天主教曾在唐代、元代傳入中國，明末再次卷土重來，吸引官紳如徐光啟等入教，影響遍及華北各地。以山西為例，1620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到絳州傳教，天主教由此傳入山西。到了1900年，天主教勢力已經遍及山西各州縣，教徒多達五萬七千人。王守恩，劉安榮，《17—19世紀西教在山西的傳播》，《晉陽學刊》2003年第3期，50—54頁。
天主教和其他西方教派在河北、山西聲勢浩大，相應也引起激烈反彈。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正是山西巡撫毓賢（1842—1901）。隨之發生的“山西教案”，有將近兩百位傳教士、六千多信徒被殺，毀壞教堂、醫院、民宅不計其數，情況之慘烈震驚中外。《血腥屠殺—山西教案始末》http://hi.baidu.com/skk211/blog/item/8399f7137f91b70c213f2eae.html
李銳最新小說《張馬丁的第八天》就是以這段曆史為背景。故事始於義和團事件的前一年。河北天母河地區天石鎮聖方濟各教會年輕的執事喬萬尼·馬丁——中文名叫張馬丁——被娘娘廟迎神會會首張天賜打死，引起政教糾紛。在萊高維諾主教強烈抗議下，知縣孫孚宸迅速將張天賜緝捕到案，斬首示眾。行刑前夕，張妻張王氏為了替丈夫傳宗接代，潛入死牢，企圖受孕。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馬丁並沒有死；他在入殮前又活了過來。
一
李銳是當代中國文學界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量少而質精，總以無比嚴謹的姿態逼視中國現代經驗種種荒涼和荒謬的層麵；同時他又不斷反省作為一種銘刻中國現代經驗的工具“小說”多變的曆史和倫理定位。李銳的筆下天地不仁，人之為人的向往和抗爭顯得何其卑微虛妄。然而作為作家，李銳又以自己苦澀的堅持，數十年如一日，見證了向往之必要、抗爭之必要。
早期李銳以他曾經插隊的呂梁山區作為背景，寫盡農民的蒙昧和苦難，以及他們與外在世界遭遇後所發生的悲喜劇，像《無風之樹》、《萬裏無雲》等。他也曾經以家族經曆為素材，反思國共鬥爭下倫理、社會關係的大潰散，像《舊址》。關於以上三作討論，見《呂梁山色有無間：李銳的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二十家》（台北：麥田出版，2002）。李銳又有《銀城故事》述說辛亥革命前夕波譎雲詭的政治角力，陰錯陽差的後果。見我的討論，《曆史的憂鬱，小說的內爆》，《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2007）。合而觀之，我們已經隱約看出李銳有意借小說鋪陳他自己的現代史觀。從文化大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辛亥革命，他一步步“退向”中國現代性的開端。他檢視宏大敘事中的因緣起滅，勾勒英雄年代中的蒼莽悲涼；或用魯迅的話說，“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墓碣文》）
寫《張馬丁的第八天》的李銳更將焦點指向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近代中國麵向世界最狂亂、也最屈辱的一刻。對李銳而言，由此而生的巨大創傷正是中國現代經驗的起源；不直麵這一創傷，我們就無從思考百年來從救亡到啟蒙的意義。
但如何敘述這一個世紀以前的事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曆來已經有太多約定俗成的說法。李銳選擇以華北各地教案為主軸，展開他的探索。《張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基本分為兩線進行。聖方濟各會的萊高維諾主教在天母河地方傳教盡心竭力；他將從意大利帶回來年輕的喬萬尼，視為衣缽傳人；他也同時帶回自己的棺材，準備埋骨異鄉。與此同時，祭祀女媧的娘娘廟香火依然鼎盛，古老的助孕求子儀式深入民心。這成為萊高維諾主教最大心病。雙方的嫌隙因為官府的媚外政策日益加深，終因張馬丁被打死而爆發出來。
乍看之下，這樣的情節依循了我們熟悉的二分法：歐洲宗教與地方文化、啟悟與迷信此消彼長，而背後則是西方帝國勢力、中國民間文化、和清朝政府間的複雜互動。但李銳的用心當然有過於此。他的問題包括了：西洋教會能在中國內地掀起狂熱，與其說是帝國勢力的蔓延，是否也點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情感結構”發生空前斷裂，以致讓新的信仰乘虛而入？太平天國之亂已經可見端倪。而所謂信仰是親愛精誠的奉獻，還是身不由己的耽溺？信仰帶來的是虔誠與救贖，或竟是傲慢與偏見？
這些問題構成小說的底線。李銳更要觀察的是作為血肉之軀的人——不論是領享聖寵的傳教士還是質樸固陋的匹夫村婦——如何在這場中西文化、信仰體係的碰撞下，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他從而發現在神恩與背棄、文明與原始間的距離何其模糊；超越與墮落可能僅止一線之隔。如果現代性的症候之一在於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稱的“祛魅”（disenchantment）與否，那麼李銳筆下個人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就顯得更為複雜。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Peter Baehr and Gordon C.Wells（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對“祛魅”的討論，見 Malcolm H.Mackinnon,“Max Weber Disenchantment Lineages of Kant and Channing,”i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3（2001）:32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