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四川經殿試而得狀元6名，他們是：蘇易簡，梓州銅山（今中江縣）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狀元；陳堯叟，閬州（治今閬中）人，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狀元（陳堯叟二弟陳堯佐為同榜進士）；陳堯谘（陳堯叟三弟），閬州人，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狀元；馬涓，保寧（治今南部縣）人，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狀元；何，仙井監（治今仁壽）人，徽宗政和五年（1l15年）狀元；趙逵，資州（治今資中）人，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狀元。（參見蕭源錦：《狀元史話》）閬州在唐代和宋代竟分別出現兩次兄弟狀元（唐代的尹樞、尹極，宋代的陳堯叟、陳堯谘）。這不能不承認閬州在唐宋兩代的文化教育之盛、讀書求仕氣氛之濃，是他州不能比擬的。當然，這也與各自的家學淵源有很大關係。
有宋一代四川地方響應朝廷號召，熱烈辦學；廣大士子熱情參加科舉考試，追求功名，走入官方“彀中”（《唐摭言》卷一記，唐太宗在長安金殿端門看到許多新進士魚貫走出考場，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標誌著巴蜀社會已完全接受以儒學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文化，已完全融入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從總體說來，這並無不妥，當有積極意義。因為教育興，則科技興，文化興，社會興，這是一般常識；但就士子放棄自我而投入科舉考試，被官方牽著鼻子來看，這實際是丟掉了巴蜀文人長期以來形成的注重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的集體稟性——這是自揚雄而發軔，至李白、杜甫而彪煥的悠久傳統，也是巴蜀文化曾賴以榮耀的一個閃光點。
正因為如此，我們更看重宋代、特別是南宋四川書院的發展；因為它對於保持巴蜀文人獨立不羈、個性張揚的秉賦，闡揚巴蜀文化思想開放、學術民主的精神，才更具有意義。
當時的書院多屬私人組織。在書院擔任山長（院長）或主講者，多是一些不願入仕或者求官不得的儒生。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的願望、想法來管理書院，根據自己的學習經驗來製定指導學生讀書的原則和程序，因而管理寬鬆，有較大的獨立性。書院提倡自由講學，有自由研討的廣闊天地。這就打破了官學為科舉服務的約束，形成“門生座主”的學術傳承關係。對此，後人總結出許多“學案”，來梳理這方麵的文化脈絡。當然，有的書院還臧否時政，憂國憂民。但一般書院盡力避免議論國事而維護純正的學術品位，以期得到長期生存和發展。
成都的滄江書院是著名學者虞剛簡（抗金名將、四川宣撫使、“以文學致身台閣”的虞允文之孫）於紹熙年間（1190—1194年）建立的。虞剛簡於此“沈潛‘六經’”達16年，包括魏了翁、範仲黼、李心傳、李道傳等在內的知名學者於此“會文講學”，研討理學，“相與切磋義理”達20年之久，使與朱熹齊名的蜀中學者、理學家張栻之學獲得傳播，“大行於蜀中”。蒲江的鶴山書院則是魏了翁於嘉定年間（1208-1224年）所建。魏了翁在此講學近五年，培養出王萬、吳泳、史繩祖、高斯得等著名學者，還完成了洛、蜀二學的會通；程朱理學也由此得以在西蜀廣泛傳播。胡昭曦先生認為，滄江書院是書院學術（時為理學）研討的代表，而鶴山書院則是書院講授學術（時亦為理學）的典型。（參見胡昭曦：《四川書院的發展與改製》）應該說，四川書院的建設與發展，比起四川士子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更能保持學術的尊嚴和品位，進而服務於社會，廣泛提高人的素質，促進社會的文明和進步。而這，也是巴蜀知識分子自揚雄以來一直苦苦追求的學人的人生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