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和地丁銀中的“耗羨加征”一樣，漕務中的“幫費”自誕生後，也迅速惡性發展，滾雪球一樣名目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大。由嘉慶初年的每船一二百兩、中期的三百兩之譜，至道光初年的四五百兩，經道光中前期的大幅上揚，至末年已攀升至千兩以上。名目也一再新出什麼鋪艙禮、米色銀、通關費、盤驗費等，不一而足。
官僚體係的膨脹
明代劉體健稱“曆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到了明代，文武官員共12萬餘人。
世宗嘉靖年間，劉體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五千四百八十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二萬八千員。“自憲宗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全文武官數蓋十餘萬。至武宗正德年間，文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武官十萬。”明代中後期，無論是宗室還是文武官員及吏員人數，都比明初增加了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
那麼官僚係統為什麼會不斷擴張？
這裏有三方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官僚體係的存在雖然是為皇權服務的，但是一旦出現，它本身就成為一個利益集團，具有自我保護、自我繁殖的特點。按照公共選擇學派理論，官僚機構本身是一個壟斷組織，它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缺少競爭機製；同時公共物品的估價存在著困難，政府管理活動的輸入、輸出都是不可觀察的。基於這些特點，官僚機構總是傾向於盡一切可能實現權力尋租，傾向於機構不斷擴張，表現在官員數量上隻能增不能減，既得利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行政效率不斷降低。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搞了多次公務員減員增效改革，然而總的趨勢卻是愈裁愈多。大多數時候減員改革都悲壯地失敗了。
第二個原因，官僚係統的不斷擴張，也是皇權專製製度不斷強化的結果。官僚係統是君主專製的工具，官權是皇權的延伸，君主專製不斷完善，注定官僚係統也不斷延伸膨脹。
秦漢以後，中國曆史發展的一根主線就是中央集權一再發展強化。每一次集權強化，就意味著國家權力不斷延伸，造成官僚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
第三個原因，古代社會還有以官位作為臣子酬勞的傳統。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官吏眾多，所以皇帝不得不多立郡縣，安排這些官員。“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還有的二郡共一縣，有的郡下竟無縣。宋代為了保持政治穩定，通過科舉製度，把民間精英吸收到文官隊伍中來。同時為了保證官員的忠誠，還濫行恩蔭製度，蔭補太亂，以至“一人入仕，則子孫、宗族，俱可得官，大者並可及於門客、醫士。”這樣都導致冗官的出現。最終導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曆代裁減官吏數量的努力之所以失敗，也與官權是皇權的代表這一因素有關。皇帝裁撤官吏數量，就意味著要減政放權，放鬆對社會的控製，這是皇帝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官僚權力受到約束之後，皇權也會相應萎縮。皇帝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製社會，不得不依賴官僚集團，也就無法從根本上過度觸動他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