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調整的五大趨勢及中國之應對究學部主任張蘊嶺
高端訪談
作者：嶽巍 沈銘輝
二戰之後，世界範圍內的調整和轉換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冷戰結束本身就是一個大的變化。當前，整個世界的發展又處於一個大的調整和轉換期，並且這一次變化非常深刻。當初冷戰主要是涉及政治，那麼這一次的調整與轉換就涉及到政治與經濟兩方麵，也就是說，這一次是一個比較全麵的大調整和轉換，對未來也必將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那麼究竟如何看待當今世界的變化，有哪些主要趨勢，我們應當如何應對？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請他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權力轉移
第一個調整轉換趨勢就是我們已經談得比較多的權力轉移。權力轉移的核心是什麼？就是一大批新興經濟體群體崛起，或者叫做群體發展，特別是2000年之後的十多年中，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出現了比較快速的增長。這個快速增長的結果就是一方麵這些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在過去，這個貢獻都是發達國家做出的，發達國家長期扮演著世界經濟發展增長引擎的角色，現在則輪到發展中國家承擔這個任務。另一方麵，就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占的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比如說，按照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按購買力平價，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中的比例上升還是非常快的，到2012年，新興經濟體國家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就達到20%，這使得整個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50%，與發達國家一半對一半兩分天下。在二戰以後一個長時期，發達國家占80%，後來這一比重逐步降低。根據現在的預測，以新興經濟體群體發展這樣一個大的趨勢來看，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可能要占到60%到70%。
世界力量的這一轉移，會帶來一係列新變化。第一，也是最主要的變化就是發展中國家要求參與全球治理，能夠在世界的治理結構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具體到實際操作中就是要求能夠在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機構中擁有更多的投票權。這些國家要求在世界全球治理當中能夠體現他們應有的地位，發揮他們的作用，特別是能夠反映他們的利益。我們看到一些國際組織和機構已經做了一些小的調整，像世行也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好都增加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重，但是到現在為止發達國家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也就是擁有否決權。
第二個變化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新的G20——二十國集團出現了。這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有標誌性意義。以往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都是後來的“加入者”，比如“加入WTO”“加入世行”“加入IMF”，而G20則是一種共同治理結構，也就是說二十國集團裏邊有了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代表。
這些已經發生的轉變看上去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但是必須看到這一次轉移和調整，並非一帆風順。發達國家並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重大轉變，他們也在做相應的調整以應對這一變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舉動就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抱團，把重點由多邊談判轉向區域構造。美國領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歐盟正在討論的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日本也要跟歐盟談自由貿易區，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談區域性的大的自貿協定。事實上，發達國家相互之間關稅已經降得非常低了，那現在還要談這些自貿協定，根本目的在於製定規則。發達國家希望通過主導規則的製定來保持自身的優勢，這些規則的重點關注體現了這一訴求。
首先，就是提高新興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性成本，比如像勞工標準，競爭政策，知識產權，環境要求。這些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已經不算障礙，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仍舊存在許多問題，有可能成為阻礙或者延緩經濟增長的因素。
在區域協定中包含了對這些內容的規定，發達國家表示得很清楚，就是要把這個區域協定製定成麵向二十一世紀的新一代的國際規則，這個規則將來要拿到國際多邊來推行。當前這些區域協定先在發達國家之間製定，而且由他們來主導，以避免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而導致他們在規則製定過程中遭遇掣肘。發達國家希望通過製定規則提高競爭性成本，來重新奪回他們的競爭優勢。
第二，就是唱衰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體之所以取得快速發展，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參與現在已經足夠開放的國際體製和國家市場。什麼是他們的優勢，就是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環境標準比較低，政府能夠給各種支持，還有就是可以去模仿、學習，而這些正是發達國家要規範的。二是發展中國家，盡管經濟增長很快，經濟總量在快速增加，但是有一個特點就是內需不足。因為收入水平低，更多的資源被動員用於增長。這樣的結果就是他們的高增長高度依賴於發達國家的市場。所以一旦發達國家的市場出了問題，需求降低，以及發達國家對新興經濟體實施各種各樣限製的時候，這些新興國家的增長也就降下來了，我們看到一些國家像巴西、印度等，這些前幾年都保持較高增長的國家現在增長率都降下來了，中國的經濟也進行了調整，GDP由百分之十一降到當前的百分之七點多。這說明當前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還是一體的，這些新興國家對於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還比較高。這樣，當前發展中國家也就麵臨一個問題，他們怎麼來參加新的規則製訂，能不能在繼續依賴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開拓新興經濟體自身增長的空間。
如果遵循發達國家製訂的這些嚴格標準，新興國家就沒法發展，比方說如果使勞動力成本大幅度提高，這些國家的優勢就消失了。能不能進一步創造內在的增長動力，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這就需要調整一些發展政策，不一定需要超高速的增長，而是動員更多的資源用在提高社會成員的收入、增加國內需求上。
總之，我認為當前的這個“轉移”不會中止，根據國際組織的預測，也認為後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所占比例還會上升。這個大的結構調整還在進行中，因為畢竟發達國家的人口隻有那麼一點兒，他們在國際機構中長期占據這麼高的比例，是不正常的。而且發展中國家在當前這樣一種開放的國際化競爭中還是具有優勢的。雖然與當初相比，現在的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市場開放度高，發展中國家以低成本得以進入，利用外部市場實現高增長的所謂“黃金期”雖然已經過去，但是目前各方都在進行調整加以應對。無論如何，當前已經啟動的“權力轉移”是不可逆轉的。
全球治理
第二個大調整趨勢與第一個有關，就是全球治理。既然要說治理，那麼必然是因為世界經濟發展出現了問題才需要涉及治理的問題。最早出現的問題是氣候變化。國際社會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應對氣候變化，在各種各樣的聯合國框架下，製訂各種各樣的議程。大家認識到，現在整個人類，都麵臨著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
這個威脅的出現應該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傳統工業化，上百年積累的結果；再一個就是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實行趕超模式，進一步加劇了汙染排放。一開始人們關注的是全球變暖的問題，後來又發現不隻是變暖，而是不規則、不正常，也就是該暖的不暖，該冷的不冷。人類的活動包括農業生產對環境的多個方麵都造成了不可預測後果的影響。
要對這個不良後果進行幹預，國際社會就要製定相應的規則。比如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國際社會在製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時，就會遇到一個難題，也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治理與發展的矛盾。
前麵提到氣候變化的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發達國家在原來的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造成的，另一個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後期的增量，並且這個增量增長得非常快，比如中國很快就成為了溫室氣體的第一大排放國。這個矛盾一直在發生，中國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方式，也就是說應對氣候變化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必須有區別，也就是發展中國家還要有一個發展的權利，不能簡單地要求他們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個平台上。
這種提法當然遭到發達國家的反對，他們認為中國已經是最大排放國，現在還不想承擔相同的義務，那這個治理就沒有辦法。因為這些矛盾的存在，我們看到現在的全球治理當中，行動非常緩慢，落實起來很困難，甚至出現了一些單邊行動，比如歐盟就計劃征收碳稅。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全球失衡問題也出現了，這是全球治理的另一個問題。
美國的次貸危機發生的根源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無限製、無規則流動。次貸危機源於放任貸款，這種放任完全無視基本的規則。作為應對，出現了對於資本的新的管製措施，製定了新的規則，對資本的流動進行監控，對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出了一些最嚴格的、最基本的資本金要求，這是通過全球合作來對資本進行監控，使得資本能夠健康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