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途徑
實踐思考
作者：彭海紅
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載體，是堅持和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的製度基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不僅關係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大局，而且關係到中國廣大農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根本問題。我國的農村集體經濟經曆了萌芽、產生、發展、改革的曆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當前，在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深入總結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經驗，積極探索集體經濟的多種實踐形式和發展途徑，對於落實集體所有權，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有著重要意義。
農業集體化離不開國家工業化
農業集體化與工業化的關係，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中首要麵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從理論上講，農業集體化與工業化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麵，農業的發展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勞動力、原材料等必需要素；另一方麵，工業化為大農業發展提供先進生產工具、資金、富餘勞動力轉移空間等基礎條件。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工業化建設經曆了一個艱難的發展過程，它對農業集體化的支撐作用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建立起來的。從工業化程度來看，在農村集體經濟誕生之初的上世紀50年代，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剛剛起步，屬於典型的農業大國。當時的情況是，工業化不僅不能為集體化提供強大物質支撐，還需要抽取農業剩餘、無償調撥農業生產資料、動用農業勞動力以適應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1970年，我國工農業淨產值比為50.5∶49.5，工業超過了農業，這標誌著我國完成了農業社會向半工業化社會的轉變。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農業勞動力仍然占到全國勞動力的68.7%，可以說工業化水平仍然不高。農業讓步於工業發展的做法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直到2010年，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統計，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66，中國工業化水平處於即將走完工業化中期的後半階段，這標誌著中國從農業大國發展為工業大國，而此時的工業化水平與農村集體經濟誕生之初的上世紀5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與農村集體經濟改革伊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相比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此時，我國工業化的發展，已經能夠為集體經濟為代表的農業集體化發展提供足夠的支持和支撐。
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必須與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
在農業應該走集體經濟道路還是個體經濟道路的抉擇問題上，西方經濟學者們隻關注曆史上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流行的農業集體經濟的普遍模式和它失敗的經驗，並從中得出集體農業低效率的結論。在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呼聲時有出現，與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呼聲相呼應，實踐中“去集體經濟”的現象頻頻發生。這些折射出農村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各階層尋求自身利益代言人以及利益多元化的社會現實。
但是，根據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狀況的客觀規律，與當時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集體經濟實現形式，能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相反，不符合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集體經濟實現形式，不僅不能有效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反而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近60年的發展曆程，有力地印證了這一客觀規律。
回顧我國農業合作化道路，在農村合作化初期，各地采取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形式，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在中後期，存在不顧生產力發展要求，片麵追求高級社的現象，挫傷了廣大農民積極性，甚至發生退社行為，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發展。人民公社時期，更是忽視生產力發展要求，片麵追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平均主義大鍋飯等生產關係的純而又純，到頭來反而壓製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人民公社製度逐漸淡出曆史舞台。
改革開放後，農村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有了極大提高。在農業集體化發展要求越來越明顯的時代背景下，以一家一戶為基礎的家庭承包經營製度的局限性日益顯現。根據各地生產力發展水平，逐步實現鄧小平同誌所講的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個飛躍的呼聲漸起；農村改革和發展呼喚農業集體化；不斷受到市場經濟衝擊的小農戶呼喚新的合作和聯合，期待被重新組織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無視農業生產力發展要求和廣大農戶的心聲，一味地強調家庭承包經營的優越性而無視集體經營的必要性，不僅是時代的掩耳盜鈴和自欺欺人，而且終將會阻礙農業生產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