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苦難與生的希望、勇氣、尊嚴
當代小說四季評
點亮生活的神性之光
史勝英 張麗軍
伴隨著燥熱的氣流和多變的雲彩，我們進入了七月。在這樣的時節裏，世界像被安上了加速器一樣，汽車急促的鳴笛聲，工地上機器的聲嘶力嚎，就連陣雨也在上演著一場快閃的音樂會。這個加速旋轉的社會，總有一些人不迷眼於熱鬧的表象，能夠用敏銳的心靈和生花妙筆，從現實生活中取墨，直抵人們精神的基岩。翻看近幾期的文學期刊，感覺在許多小說故事中，充溢著濃濃的溫情，這或許是作家情懷和格局的一種流露。正如維特根斯坦說過，我的語言的邊界就是我的世界的邊界。不論是展現小人物曲折悲慘的經曆，還是講述一段波瀾不驚的曆史，我們能從作者對社會人生的展現中，感受到作者對人們精神世界的關注和反思，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之上發現生活的神性之光。於是有了堅守蘑菇圈的阿媽斯炯、掙紮在生活的邊緣卻堅持寫詩的礦工、不賺昧心錢的懶漢，以及在利益和情義之間徘徊抉擇的師徒等發著神性之光的人物。
阿來的中篇小說《蘑菇圈》（《收獲》，2015年第3期）是一部難得的佳作。小說背景設定在青藏高原的機村，那裏的人們喜愛蘑菇，在蘑菇成熟的季節采摘食用，少女斯炯發現一個“蘑菇圈”，她總能采到最好的蘑菇。自從機村來了工作組，組織農業合作社，砍伐原始森林、逼迫哥哥無法繼續做僧人、斯炯無法繼續讀書、濫用化肥導致莊稼絕收……這一些變化並未消磨掉斯炯的意誌，她堅定質樸的信念，純良、寬厚和堅韌的品格使得這位藏族女孩散發著神性之光。在大饑荒的年代，她靠采摘的蘑菇幫助村民擺脫生存的危機，她敢和工作組據理力爭，她不知自己可憐而去可憐別人。改革開放以後，蘑菇的價值連城，斯炯依然堅守著這片蘑菇圈不想被人發現。斯炯守護的蘑菇圈正是人類精神家園的象征，是在人的精神層麵不可改變也無法被磨滅的底色，“祖宗蘑菇是不動的，穩穩當當呆在蘑菇圈裏”，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它始終不變，並且生生不息。阿來以溫情的眼光描寫一位藏族阿媽坎坷悲苦的經曆，在具有曆史感的同時，女性的柔韌與異域的陌生感為小說增添了神秘與浪漫色彩。阿來在近期的小說創作談中也說道，“這個世界還在向著貪婪與罪過滑行，但我還是願意對人性保持溫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護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
陳繼明的中篇小說《芳鄰》（《十月》，2015年第4期）則塑造了一個聰明有才卻懶於賺錢養家的懶漢灰寶兒。灰寶也曾去廣東打工，憑著聰明勁兒不久就做師傅了；他打得一手好台球，並以此賺了許多輕鬆錢。灰寶回鄉不願再外出打工，寧願在後院裏將劈好的柴壘成整齊的空心牆，每年領著僅夠糊口的低保。市場經濟下，灰寶不喜歡人們的發財方式，視懶如仇的“二鄉長”熱情洋溢地彙報著村裏的亂象，在這裏，勤快成為了一種反諷。開養豬場的給豬喂避孕藥，造假酒的，偷狗殺狗的，鐵礦上排放的硫導致了婦女的普遍流產，灰寶的夥伴們也通過各種渠道發家致富。莊稼種不成了，麵對工業時代和經濟社會的來臨，灰寶隻能以生活的貧窮和道德上的劣勢為代價，抵抗現代化帶給人的異化。灰寶常以《論語》中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也”自勉，儒家經典在小說中顯得蒼白無力，然而灰寶的自我堅守和對精神高度的追求，多少給現代社會中牟利的人一些警醒，給為現代化前程擔憂的人一絲安慰吧。
同樣發表在《十月》（2015年第4期）的《卡斯特羅》是劉建東新推出的中篇小說。這是一個賬本引出的恩怨故事。賬本記錄了陳靜的師兄歐陽賒下的賬，陳靜為雪25年前的仇恨，欲得到它來阻斷歐陽的前程；師傅老莊為給女兒解決工作，想把賬本交給已斷絕師徒關係的歐陽以示討好；老莊的女兒女婿假裝離婚以逼老莊低頭求人。最後，陳靜的離世、老莊女兒的懺悔，使老莊明白是利益使得人們互相猜忌。曾經光明正大、從不求人的老莊，在經曆了徘徊之後，堅定地選擇了堅守原來的路。老莊那未曾送出去的卡斯特羅簽名雪茄從此消失了，小工具箱內裝著的，是陳靜的骨灰。卡斯特羅象征著被一些私利和欲望異化、歪曲的內心，在給人內心的不安和精神的拷問下，接受還是摒棄，是對一個人艱難的考驗。小說的行文款款，人物飽含深情，將故事娓娓道來，波瀾不驚的語調講述著巨大的玄機，令人回味再三。
黃樸的《一個人的年夜》（《當代》，2015年第4期）中，年生和金鳳夫婦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年生是煤礦工人，在一次地下采礦時被炸斷了胳膊，礦上賠了五萬，對於生活拮據的他來說“值了”。妻子金鳳為家庭勞碌操持，日子過得艱辛卻幸福。年生因附近工廠汙染，不幸患上肺癌，昂貴的醫療費使他住不起醫院，終於有一天年生在醫院內失蹤了。金鳳一個人支撐著家，對於別的男人對她的覬覦，她的這個年夜一個人過得無比艱難。小說展現了一對農村夫妻舉步維艱的生活，用身體換取生活的保障。文章不是純粹表露不幸人的不幸生活，年生不是一般的農民工，他愛好寫詩，他寫過許許多多打工詩歌，他的心中築有一片詩意的田園，可是他寫的詩被礦上人說成“口水詩”，隻有金鳳說他寫得好。一個表達農民工生活和精神向度的詩卻不被工友們所接受和欣賞，這才是不幸之不幸。年生著實是超脫於農民工人的，他的出走是對現實困境的逃離，走向他向往的沒有艱難困苦的美好生活。女性的善良與詩人的詩意，給小說蒙上了一層帶著隱痛的溫情，在灰黑的工業礦場上，我們分明看到了一束光。
溫情的敘事還體現在一些描述家庭情感的小說中。《南方的南》（《大家》，2015年第3期）中，兒時的慶九兒想留外出不歸的爸爸在家，卻說不出口，借口向爸爸請教“南”字的寫法。撿起失落的童年記憶，也許是我們尋找本心的一種方式。賀小晴的中篇小說《一個人的瞄準和射擊》（《當代》，2015年第4期）講述老四與丈夫魯兵的婚姻危機，離婚後的丈夫才清楚自己對妻子的深愛。而對於一個無法將感情與婚姻聯結的丈夫，離婚對老四也是一種解脫，是她的自我覺醒。楊遙在《十月》（2015年第4期）中發表的中篇小說《弟弟帶刀出門》，講述了弟弟開店賣佛像，弟弟卻不知人們在這聖潔之地做著販毒的生意。文末弟弟將店麵刷成白色，象征著現代人對精神重構的迫切需求。陸榮斌發表在《民族文學》（2015年第6期）的《束發之年》則講述了理發店學徒阿寧因為一次愛的衝動吻了前來理發的姑娘，然而，阿寧並未逃避，姑娘也沒有報複。束發之年的感情是真誠和純潔的，人性的善惡不是黑白分明的，小說通過精巧而別致的故事表達了人性的複雜與美善的追求。此外，祁媛《美麗的高樓》（《當代》，2015年第4期）中，妻子的回憶流露出對患絕症的丈夫的愛；《小說月刊》（2015年6月）中，修祥明的《天上有一隻鷹》講述垂暮之年的老人充滿孩子氣的爭論，歲月洗淨滄桑後重又返璞歸真。《人民文學》（2015年7月）中王祥夫的《戶外活動者》表達了家是遠行起點也是最後要到達的終點。
作家的溫情浸潤進法律的院牆。尤鳳偉的《風鈴》（《十月》，2015年第4期）中，修腳工杜連福麵對綁架了他的人的洗心革麵，他選擇了不向民警坦白真相以保護綁架者，他想停止這種以惡抗惡、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風鈴也許就是那個美好願景的前奏。胡性能發表在《人民文學》（2015年第7期）上的《孤證》講述了獄警“我”對犯人朱自強死而複生事情的追問，即使明察秋毫的警察也常常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死而複生可能是“我”的個人幻想，而強奸犯朱自強的真相是否也被遮蔽？這些疑點無人能證明。劉慶邦的《梅花三弄》（《十月》2015年第4期）作家“我”對文學愛好者胡曉君的冷漠，和胡曉君所愛的人對胡的拒絕而導致胡犯罪被判處死刑。故事套故事的敘事模式使故事間的主題形成互文，作家對文學熱愛者的敷衍和冷漠，抹殺他們的熱愛，形同殺人。
此外，許多充滿靈氣的作品同樣引發人思考。張煒童話新作《尋找魚王》（《人民文學》2015年6月）流露著大地野性的氣息，承載著少年的探索與自然生靈的魅力。劉東衢的《捕魚人》（《大家》，2015年第3期）中鯰魚精、供電所鬼等光怪陸離的故事，而其實真正的鬼是人。
也許人們在麵對生活的困境無力改變，在麵對時代的浪潮無法抗拒，麵對瑣屑的日常生活無法拒絕，盡管如此，但是生活會給我們每個人留一塊發光的園地。我們不要忘記發現生活中的神性，做一個可以“發光”的人。
活的苦難與生的希望、勇氣、尊嚴
李海麗 張麗軍
苦難是人類無法規避的一種生存遭遇，也是文學藝術著眼的一個重要情感類型。而那些在既定體製中喪失自我認同、生存境遇無比艱辛卻無力掙紮的邊緣小人物成為北方文刊關注的焦點。《鴨綠江》2015年第6期（上半月）刊登的作家徐東的小說《女兒》以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窮小子趙作文發財致富以後與日俱增的孤獨、寂寞和空虛無奈。年近50的趙作文從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打工仔經過多年的拚搏奮鬥終於小有成就，現如今他最不缺的就是時間和金錢。他也曾想去追尋兒時的夢想，但已經沒有了當年的心境和激情。他覺得自己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中，在一些壞人壞事的影響下，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順理成章地變“壞”了，他甚至感到自己已然是大老板，成為了和底層的人有一定距離的、無形中對立的一個階層了。作品中充斥著無處發泄的力比多，趙作文和妻子孫慧之間原本單純幸福的愛情，也在金錢悄無聲息的浸染中腐化變質、相互懷疑。趙作文盲目地感到，惟有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談情說愛，才體現出人生的自由與美好。有時他也渴望一個人，那種使自己在暗夜裏發光的孤獨的存在。夜深人靜時，他也會思索人的悲哀，那種愛的幽暗，好像那是一種無法自控的、不可否認的人性的現實。然而他的生活實在是太無聊，因此人生的虛無感充斥在每一個角落，和諧、平靜的生活在欲望的驅使下變得畸形離奇，生存的艱難、心靈的焦慮和存在的孤獨深深纏繞在個體身上，想要突圍卻又沒有方向，以致漸漸陷入尋求刺激的欲望深淵，不能自拔。
《北京文學》2015年第6期《一半人聲，一半犬吠》為讀者刻畫出了一位隱忍無私的小人物大男人形象。朱紹海從前是一名訓練警犬的訓練員，與自己從小培養的“孩子”晃晃產生真摯的親情，在退役以後提議帶走晃晃，結果被隊長否決，隻好孤身一人回家，誰知曾經海誓山盟的妻子毛丫早已追隨鄉政府幹部左右，與朱紹海提議離婚。此時的朱紹海如遭晴天霹靂，一時之間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寶貴的兩件東西，對他來說，活著沒有一點意義。這本是一篇歌頌讚揚人與狗不離不棄的小說，但細細品讀，朱紹海對毛丫的始亂終棄、紅杏出牆沒有絲毫的怨言，而是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化解了兩個家庭之間的矛盾，維護了身敗名裂、屈從於世俗卻又被世俗無情拋棄的毛丫的尊嚴。朱紹海的做法值得讀者為之點讚，更為當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群樹立了典範。
麵對欲望橫流的生活，有的人深陷其中不知自拔，有的人識清欲望的麵目卻無力拯救。2015年刊登在《朔方》第7期張琳的中篇小說《拉杆箱》將拉杆箱擬人化，以拉杆箱的視角見證了主人馬香香的一舉一動。通過作者的巧妙塑造和獨特形式的運用，馬香香的形象極為自然與真實。小說語言詼諧幽默，字裏行間滲出了淡淡的悲哀。主人公馬香香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遷徙，輾轉徘徊在各個城市之間，難道她喜歡這樣居無定所的生活麼？她甘願在網上聊天，沒有固定的工作，隻得靠與陌生人上床賺取微薄的收入？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馬香香的拉杆箱中總是裝著幾本沉甸甸的公務員備考、應聘求職一類的書籍，甚至還有文學名著，她對於自己職業前景還是抱有強烈美好願望的。可是一次次現實無情的打擊漸漸消磨了她的鬥誌，動搖了她奮鬥的信念。盡管她識清了無窮欲望的真實麵目，但卻仍舊無力拯救和反擊。當然，從傳統的倫理道德視角來看，馬香香這種生命個體是卑劣的存在，影響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可是從另一維度看，她們這些卑微個體的生活也是艱辛的，而且她們作為社會受害者，也是付出了真情，懷有一顆善良的心地的。劉玉棟刊登在2015第6期《北京文學》的短篇小說《回鄉記》以簡潔的筆觸寫出了當今社會上存在的一種浮躁風氣，就連最樸實的農民都已被全部浸染。父親被村裏人撞傷，本來不是什麼大事，隻要簡單地給長輩道個歉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肇事者丁小尤這個無賴小痞子卻死不承認，並出言不遜、謾罵聲不斷，而當地的居民包括目擊者都因為懼怕丁家的勢力而不敢出麵調解和作證，這裏可以反映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就是當今中國人都是遵守一種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事原則，而當事人遇事則隻是采取一種躲避逃逸的態度。總之，人人想到的隻有自己，善良、真誠的人性和倫理道德價值觀在自私自利、自我欲望的侵蝕下扭曲變形。而同期柏祥偉的中篇小說《證詞》不同的題材反映的是跟《回鄉記》一樣的社會現象，處於社會底層的丁小柱因缺錢沒文化欠下黃金龍的高利貸，黃金龍索要欠款不得後，將丁小柱關進鐵籠子裏和狼狗在一起待了三天。他才逃出來又被黃金龍追趕毆打，在毆打過程裏丁小柱無意中誤傷了黃金龍，就此展開了一起法律庭審。但是黃金龍買通了律師和法官，殺掉可以作證的狗，將證詞黑白顛倒，最終的庭審結果黃金龍獲勝。在這樣一個金錢欲望的社會，人性變得如此的醜陋險惡，社會核心價值被踐踏得體無完膚，再談公平正義、公道人心、社會公德，這一切都是那麼的艱難。2015年第7期《北京文學》張翎的中篇小說《死者》是她小說創作的一次華麗轉身。她將目光轉向現實生活，一起車禍引發茶葉公司、交通大隊、醫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承載著社會和親情的多重負累，死與“不死”成為被“策劃”的對象。作者在生與死的關口細致入微洞察人生與社會情狀，揭示人生情感秘密，冷峻、超然、脫俗，頗具宗教與哲學意味。所有的事件、人物拚湊在一起，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思自己所持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