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出發點是中國的實際國情，他無意拋棄傳統，而是力圖用近代西方精神（他其實知之不多）重新解釋傳統。針對“存天理，滅人欲”的教義，康有為提出“天欲而人理”的口號。而章炳麟則在戴震那裏發現了“以理殺人”之說。康、章的反傳統思想是部分受外來影響，清代學術的自然演變是更重要的動力。其實，以中國傳統的源遠流長、義理精深，以及西方話語的隔膜與陌生，啟蒙思想家中態度最激進者（如主張“拿來主義”或“全盤西化”的魯迅、胡適），也是新學於外而舊學於內，決非西方話語的傳聲筒。餘英時說：“我們看了魯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其所憑借於舊傳統者是多麼深厚。當時在思想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他們反傳統、反孔教之際首先便有意無意地回到傳統中非正統或反正統的源頭上尋找根據。因為這些正是他們比較熟悉的東西，至於外來的思想，由於他們接觸不久，了解不深，隻有附會於傳統中某些已有的觀念，才能發生真正的意義……有時盡管他們筆下全是外國新名詞，若細加分析則仍無法完全擺脫傳統舊格局。”
雖不能說五四啟蒙完全失敗或半途而廢，但遠未實現目標，因為我們還不能說，廣大中國人民已經能運用自己的理性對一切做出獨立判斷，能夠意識和捍衛個人的自由、尊嚴與權利。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主潮從未擺脫整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控製，啟蒙話語的表麵優勢僅在於得到進步知識分子的道義認同，它一直受到強大政治意識形態的擠壓。事實上，由於傳統文化的頑強有力和巨大慣性，新文化運動不是被外患就是被內爭打斷，沒有哪一種西方話語在中國紮下了根，其中最需要的啟蒙話語更是遇到重重阻力，因為它被各方現實政治力量排斥。啟蒙在中國命途多舛首先是中華民族國運多難的結果：麵臨日本帝國主義窮凶極惡的入侵，大敵當前的中國人不得不使個人自由讓位於強有力的政治權威，當愛國和救國任務壓倒一切時，對傳統批判清理讓位於對它的維護。激烈的知識分子甚至不得不認為，為民族生存的利益計，與封建勢力攜手隻能在所不計。雖然國共兩黨都自視為五四運動的傳人，但都不約而同地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內涵轉換為、歸結為愛國。當然同一個“愛國”概念各有所指，如守舊的蔣介石曾質疑“新文化意味盲目崇拜外國，不加區別地引進和接受外國文明”，把五四精神歸結為愛家庭、愛家族、愛親屬和自我修養。而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毛澤東則把五四精神化約為“革命”等於“與工農相結合”的標準。
可以說，相比歐洲的啟蒙運動，五四運動隻是一場局部的啟蒙，隻是發生在道德與文學領域的啟蒙。支配這場啟蒙的是文化觀念決定論，這種觀點把價值觀的更新看成社會前進的主要推動力量，並當做啟蒙者的唯一使命。這樣，啟蒙僅局限於道德和文學領域，而對舊的經濟和政治方麵的製度、背景毫無觸動。啟蒙者隻關心思想解放，不關心製度轉型，導致製度虛無主義傾向，同時使啟蒙的內涵殘缺不全。
要繼承“五四”精神，首先必須吸取“五四”的教訓。要完成“五四”的使命，首先要把“五四”的局部啟蒙擴展成全方位啟蒙。啟蒙的意義不僅在於引導人們更新價值觀念，還在於從理論上重構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並使體製轉型的必要性和新體製的內涵在社會上獲得認同和支持。唯有通過全方位啟蒙，才有可能加快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步伐，才有可能在新體製的沃土中真正實現人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