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美元強勢升值，無論是陰謀還是陽謀，都可以依稀看見當年《廣場協議》的影子。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發達國家推行大規模量化寬鬆降低了本國資產的吸引力，雖然很多國家主權基金出於安全考慮依然持有美債資產，但很多追求高回報的私人資本則湧向了新興市場。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統計，在美聯儲大規模推行量化寬鬆的2009～2011年，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全球30個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淨流入超過2.1萬億美元，年均增幅近40%，遠超過去15年18%的平均水平。而一旦美國經濟複蘇，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新興市場開始出現經濟增速放緩的跡象，過去幾年曾經流入新興市場的跨境資本，很有可能大規模回歸美國，從而對新興市場帶來巨大衝擊。
與巴西逆勢加息一樣，中國保持人民幣彙率的強勢其實是殊途同歸，本質上都是為了避免大規模資本外逃。2012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加之人民幣兌美元經常走出貶值行情，去年的中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資本外流的跡象。如果按照官方統計數據，我國去年外彙儲備新增1290億美元，創下2004年以來的新低，如果不考慮資產價格和彙率變動因素，交易形成的外彙儲備增加987億美元，扣除出口順差、非金融部門直接投資淨流入、境外投資收益和境內企業境外上市籌資四個項目之後，餘額為負3200多億美元，這是國際上通行的計算熱錢規模的殘差法。而在之前的5年（2007至2011年），我國這一數據一直呈現為正數，每年餘額約為數百億美元。2012年的殘差突然轉為負數，其中大部分可以認為是資本外流，這一跡象無疑給中國經濟發出一個強烈的警示信號。
不過隨著人民幣彙率在今年明顯走強，去年資本外流的趨勢很快被逆轉，不僅資本流出的規模迅速減少，大量的國際熱錢更是洶湧而來，根據殘差法計算的熱錢規模，今年前4個月每月流入規模基本上都在200億美元之上。與去年相比，今年中國的宏觀經濟並沒有明顯改善，甚至還有惡化的跡象，改變的隻是人民幣彙率升值的預期，由此可見，資本的跨境流動，對於彙率的變動是何其敏感，這也使得彙率成為管理層控製資本流動的重要工具。
從別國的曆史經驗教訓看，大規模資本外逃帶來的不僅隻是引發資產貶值，更重要的是資產泡沫破滅後對實體經濟的傷害，資產泡沫破滅後，居民財富大幅縮水，消費能力隨之萎縮，企業失去投資機會，收縮投資規模，整個國家的經濟由此陷入惡性循環，往往持續十幾年甚至更久都難以恢複，這才是資本外逃的真正可怕之處。所以，在日元引發貨幣貶值潮之後，中國寧可暫時犧牲部分出口利益，也要維持人民幣的相對強勢，主要擔憂正在於此。
4 月 8 日，美國內華達州一名房屋經紀人帶領客人看一處代售房屋的後院購房者在 2013“上海之春”房交會上參觀樣板間樓市、股市和債市
通常而言，資本外逃衝擊最大的領域在於樓市、股市和債市，這三大領域對於資金的流動最為敏感，也最易引發實體經濟的連鎖反應。
中國樓市到底有無泡沫從來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從現在看，國內三、四線城市的泡沫論已經基本得到認可，由於巨大的供應和有限的需求之間的落差，很多三、四線城市的樓市泡沫已成事實，爭議在於房地產價格連創新高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
看多者的主要理由是一線城市的剛性需求以及有限的土地供應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一線城市的房價未來隻能上漲。一線城市的確具有很強的剛性需求，不過這種程度可能也沒有想象中那麼剛強。以北京來看，這種剛性需求來自那些源源不斷來北京奮鬥的年輕人、全國範圍內的有錢人等等。
資本的跨境流動，對於彙率的變動是何其敏感，這也使得彙率成為管理層控製資本流動的重要工具。
對於處在奮鬥期的年輕人，北京的吸引力自然毋庸置疑，不過由於房租和購房成本的持續上漲，在北京生活的門檻已經越來越高，很多年輕人其實已經被北京拒之門外。事實上，北京市的新增常住人口已經在今年開始出現向下的拐點，根據北京市人口普查的數據，從2000到2010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在10年內增加604.3萬人，增長44.5%，平均每年增加60.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8%。2011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首次突破2000萬，達到2018.6萬人，比2010年末增加了56.7萬人，但這一數字已經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而2012年北京市新增常住人口為50.7萬人，比上年大幅下降11%。如果北京市房價繼續上漲，未來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加幅度還會大幅減少，北京市的住房剛需可能並沒有人們想象中那麼堅挺。
除了來京奮鬥的年輕人，全國範圍的有錢人被視為北京最有力的剛需。通常的說法是，全國的有錢人都願意來北京購房置業，在過去或許如此，但未來卻未必。隨著北京房價持續上漲，北京房價的吸引力也會隨之下降，不僅有國內其他一些環境優美且房價便宜的城市會分流部分買家，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的房地產也正在吸引國內有錢人的注意。隨著國人的國際視野逐漸開拓，“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已經不再是國內有錢人的首選之地，最近一年來，赴海外房地產抄底已成氣候，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來自中國的買家成為美國房地產的第二大國際買家，僅次於加拿大。除了美國市場，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地也吸引了大量的國內資金，在購房置業的同時，順便換取當地的移民資格，這顯然比在國內一線城市買房更具吸引力。
從市場供應看，國內一線城市的土地越來越少雖然也是實情，但從更長期看，一線城市遲早會進入存量房交易為主的時代，在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下，中國家庭的“421”結構，決定了將來的很多家庭將擁有至少兩套以上住房，到時候住房過剩將會取代住房短缺。
雖然沒人能準確判斷中國房地產的泡沫程度，但在房價收入比已經超高的背景下，支撐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因素其實並沒有那麼堅實，加之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如果再出現一輪大規模資本外逃，房地產領域爆發風險也並不是沒有可能，而在房地產市場的背後，還有規模龐大的銀行資產將暴露在風險中。
與房地產市場相比，資本外逃對於股市的衝擊可能沒有那麼強烈。一方麵是因為中國股市的估值相對較低，目前滬市的平均市盈率不到12倍，甚至低於道-瓊斯指數14倍的市盈率，出現暴跌的可能性並不大，隻要不出現股災式暴跌，中國股市麵對普通下跌基本上已經司空見慣。另外，與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的支柱式地位相比，中國股市對經濟全局的影響也相對較弱，不會對中國經濟帶來致命性打擊。
相比之下，債券市場可能比股市更值得擔憂。最近幾年，國內地方債的風險警報一直沒有解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統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已經占到GDP的50%，而2012年的比例隻有10%左右，一年內增長了40個百分點。從表麵上看，地方債的主要持有者是國內機構，資本外逃對地方債似乎不會有直接的衝擊，但事實上，資本外逃和地方債之間並沒有安全的防火牆，一旦資本外逃發生，很快就會波及地方政府債務。
首先是地方債務和房地產市場存在千絲萬縷的聯係，很多地方融資平台都是以土地作為擔保抵押向銀行貸款，一旦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破滅，地方融資平台乃至銀行貸款都會麵臨巨大風險。其次，由於監管層對於地方融資平台獲取銀行貸款設置了越來越高的門檻，地方債的資金來源在近年來開始從傳統的銀行貸款拓展至影子銀行，國內大量的信托和理財產品，最終都流向了地方政府的基建項目。在龐大的影子銀行體係中，不排除有進入中國套利的國際熱錢，一旦發生資本外逃，遊離於監管邊緣的影子銀行最容易爆發風險，進而波及地方政府債務。
繼2009年的“4萬億”之後，中央政府對於再次推出大規模的投資刺激計劃一直較為謹慎，但是在最近幾年地方政府開始成為拉動投資的主力，在資金來源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台募集大量資金，推動了大量的基建投資。一旦發生資本外逃，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難以為繼，大量基建項目難以推進，投資熱潮驟然降溫，將有可能上演一場中國版的財政懸崖危機。
1994年美聯儲意外宣布加息，導致當時的美國國債市場突然崩盤，被稱之為“債券大屠殺”。目前隨著美聯儲退出QE的預期升溫，加息也變得不再遙不可及，敏感的市場人士又開始回憶起20年前債券大屠殺的慘狀，最近很多新興市場的債券市場已經開始出現劇烈波動，明顯出現了大規模的資金流出跡象。
升值難兩全
既要避免資本外逃，又要保護出口產業，人民幣升值顯然難以做到兩全。顯而易見的是，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製資本外逃，並不是長久之策，人民幣持續升值帶來的負麵效應也會逐漸顯現。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出口產業，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壓力之下，我國的很多出口企業已經陷入有單不敢接的尷尬境地，原本就十分單薄的出口利潤，因為人民幣升值被進一步壓縮。從積極樂觀的角度看，人民幣升值可以倒逼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短期的出口陣痛也是中國經濟轉型所必須承受的代價。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在近期的國際會議上表示，中國不會通過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來提高自己國內的競爭力。不過考慮到今年國內的就業形勢並不樂觀，如果承載了大量就業的出口企業出現一輪倒閉潮，將會給我國的就業市場再添壓力。雖然說中國的出口產業不依賴貨幣貶值來獲得優勢，但是升值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最終會有一個合理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