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求長期不足，不僅會導致短期的經濟增長下降，還會慢慢地拉低長期的增長潛力。因為長期的投資不足，會使資本存量增長的速度放慢；而失業長期持續會使一部分勞動力被迫退出勞動力市場，這就相當於讓勞動年齡人口被迫退休。歐美經濟金融危機後需求長期不足，已經明顯地使潛在增長水平下降，一旦如此，經濟增長就再也回不到原來的水平了。
事物總是有兩麵性。從長遠看，我們已經死了；從長遠看，我們終將變得更好。關鍵看我們如何協調這種兩麵性。
弗裏德曼和凱恩斯眼中的大蕭條
弗裏德曼的代表作《美國貨幣史》給大蕭條以明確解釋：1929-1933年之間，美國貨幣供應量下降幅度高達三分之一，乃是大蕭條如此嚴酷和漫長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美聯儲吸取了弗裏德曼總結的經驗，避免了貨幣供應量的下降。日本安倍首相上台以後也如法炮製，量化寬鬆不斷加碼。但美國和日本為什麼依然複蘇艱難？
凱恩斯是貨幣方麵的大師，但對衰退中貨幣的作用是不看好的，保持貨幣的寬鬆隻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而且還遠遠不夠。因為大蕭條中的經濟存在“流動性陷阱”，它就像一個黑洞，央行釋放的所有貨幣都會被無情地吸走，無法逃逸。
“當利率已經降低到某種水平時，流動性偏好幾乎變成絕對的，幾乎每個人都寧可持有現款，而不願持有債券。在這一場合貨幣當局會失掉它對利率的有效控製。”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當然，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存在“流動性陷阱”，更多把它當成是凱恩斯理論假設下的產物。
而現實是殘酷的，貨幣寬鬆沒能挽救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美國的貨幣寬鬆也沒有拯救美國經濟。
伯南克執掌的美聯儲是幸運的，同時也是不幸的。幸運的是它吸取了弗裏德曼總結的經驗，而不幸的是它無法逃脫“流動性陷阱”的魔掌。凱恩斯的破解之法是加大公共投資，即采取財政刺激。而美聯儲沒有能力做這件事，這是國會和白宮的權限。
前美國財長薩默斯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利用凱恩斯的理論，都對美國目前的長期停滯做了解釋。美國經濟需要更低的實際利率水平才能實現充分就業，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已經無法壓低利率，投資沒法被刺激起來，所以美國經濟一直難以恢複。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是唯一解救的方法。
伯南克為什麼急流勇退了？一個悲情的猜測是，他或許已經從自己的實踐和凱恩斯的身上看到了美聯儲的無奈，單靠美聯儲無法擺脫“流動性陷阱”的束縛。
不確定性與理性
凱恩斯的一大貢獻是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了不確定性在經濟中的作用。他對古典學派的批評，就是基於其對未來可預測，風險可被精確計算的觀點的批判。
如果沒有了不確定性，“除了瘋人院裏的瘋子，誰還會把貨幣作為儲藏價值呢？”貨幣是不產生任何利息的，對流動性的偏好就是源於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
人既有理性的一麵，也有動物屬性的一麵。在股票市場混跡的投資者，沒有幾個人能像巴菲特那樣理性沉著，“三根陽線改變世界觀”是司空見慣的。
凱恩斯有深刻的總結：“如果我們對未來都可以準確預測，那麼就沒有必要創造一種對產出的總供求理論。”明斯基這樣評價不確定性在凱恩斯理論的重要性，“沒有了不確定的凱恩斯，就像不是王子的哈姆雷特。”
凱恩斯的這種批評，用在現在基於理性預期的新古典學派身上也很恰當。或許新古典學派描述的人和製度是我們向往的理想情況，他們把人的非理性一麵都剔除掉了，把不確定性都假設成不存在，也就相當於把人類經濟中現實的困難給假設掉了。他們自然也就沒法解釋歐美經濟存在的“長期停滯”，也無法提出解救的辦法。
大蕭條和凱恩斯讓沉浸在古典經濟學理想中的人們驚醒，但如今的金融危機未必驚醒了沉睡的眾人。大多數政策製定者和經濟學家們依然在用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思考經濟問題，他們繼續犯錯誤就不足為奇了。大家不妨觀察最近幾年美聯儲、IMF、華爾街投行對歐美經濟的預測和判斷，簡直是錯得離譜。錯一兩次是正常的，大家都在不斷的錯，就有問題了，因為他們用於預測的理論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