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治理，達到了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20世紀30年代前，田納西河流域是美國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1933年，美國經濟蕭條時期，根據羅斯福總統建議成立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開始了有計劃的流域綜合治理和開發，最終將田納西河流域轉變為一個環境優美、工農業發達的中等發達地區。
其中也有失敗的例子：埃及阿斯旺大壩雖然有顯著效益，但其對環境的影響，卻引起了多方麵的非議。因為大壩建成後，上遊的生態條件變得惡劣起來；下遊水滋養減少，大量農田也失去了尼羅河中的淤泥肥源而變得貧瘠。並且環境變化，增加了血吸蟲病的傳播。從埃及和蘇丹的努比亞地區遷出了10萬人，世界糧食機構不得不運送大量糧食解救饑餓中的努比亞人。因此，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認為，它“從結果來說是失敗的工程”。（詳見《中國三峽建設》，2004年第3期）
但是，外國的河川地形、經濟發展與中國不一樣。外國的調水工程也沒有中國這麼宏偉龐大。
如何處理好水源區的各種紛亂狀態，中國也在探索一種有效的模式。或許以後會叫“漢江模式”吧。
究竟是限製還是發展？是災難還是機遇？水源區的現狀怎樣？那兒的人民是什麼想法，又是怎樣工作勞動的？
帶著這些疑問，我在2010年一個乍暖還寒的春日，又走向陝南，走近漢江，走入秦巴山穀，走近那即將要送往北京的盈盈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