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繡大驚：“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
賈詡曰：“從操即可。”
繡曰：“吾先與操有仇，安得相容？”
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王霸之誌，必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
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
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
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
繡見操，拜於階下。
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
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
果然，曹操竟好像完全忘記了當年與張繡結下的深仇，親自率眾出城迎接，給予張繡極高的禮遇。
賈詡之所以甘冒奇險，因為他正確的認識了天下的形勢，看透了曹操的內心之所想，如此高明的戰略決策在三國時代鳳毛麟角，賈詡不愧為三國第一謀士。
至此，賈詡的人生航道進入了另一片相對平靜的海域。
雖然作為曹操謀士之一，他仍不時獻計供策，尤其在曹操征伐馬超、韓遂的過程中，賈詡功不可沒。
但總體上看，賈詡淡出江湖的意味正日益明顯。
對曹氏父子，賈詡本來還有可能立下奇功：曹操、曹丕先後兩次討伐東吳，都以失敗告終，赤壁之戰更使曹操元氣大傷。
賈詡都曾預睹先機，加以諫阻，隻是曹操不識時務，未能采納賈詡的建議，直接導致了軍事失敗，為三足鼎立創造了條件。
賈詡一直韜光養晦，輕易不發一言。
晚年的賈詡尤其乖覺無比，他閉門不出，謝絕交遊；為了杜絕他人猜疑，他處理兒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門，這一點說明了賈文和對於權變的清楚認識，所謂功高鎮主就是這個道理。
雖然如此，在曹操立太子的過程中，在曹丕與曹植兄弟爭權的過程中，站在曹丕一邊的賈詡，仍以自己四兩撥千斤的謀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為五官中郎將的曹丕向賈詡請教太子爭寵術時，賈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養，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就這麼一番貌似不切實際的大話，竟使得曹丕從此幡然改悟，自我砥礪，終於贏得了曹操的好感。
此前曹操也曾特意屏退眾人，向賈詡請教立太子一事。
賈詡麵露難色，故意不答。
“先生為什麼知而不言？“曹操再問。
“不，我隻是突然想起了兩個人。“
“誰？“
“袁紹和劉表“。
賈詡不僅謀略過人，也特別善於處理他人父子關係。“
賈詡貌似漫不經心的回答，對曹魏政權的最終確立，也許竟起到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
眾所周知，袁紹、劉表正因為沒有妥善處理好繼承權問題，死後遂使得兄弟鬩牆。
賈詡示曹操以前車之鑒，終於使曹操決下心來，立曹丕為太子。
如此含蓄而又鏗鏘的引用論證要比費勁口舌強了不知道多少倍，賈詡的謀略已經達到了“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境界。
在魏文帝曹丕當政之時，功勞蓋世的賈詡被委以太尉重任。
然而賈詡老矣，他隻仿佛一個大隱隱於朝的隱士，依舊過著恬淡的生活。
世事陰陽，果報難料，這個邪惡的播種者，謀略的熱衷者，最終是以一副德高望重的神情，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依照當時“人過五十不稱夭“、“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標準，賈詡真可謂壽比南山。
賈詡作為一個謀士真正做到了以追求完美為己任，他緊隨形勢發展，審時度勢，經權達變，順天行事，選擇明主。
在夾縫中求生而遊刃有餘，屈從於命運的安排而經權達變，直至善終，賈詡在權變與謀略方麵的造詣可謂達到了天人合一之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陳壽由於距離三國亂世時代較近，能夠感受和理解那個時代非道德化的時代精神，對那個時代的英雄主義和唯美主義能夠以一種讚許肯定的眼光看待。
而後來南朝裴鬆之因感受於他的時代由於與北方異族政權的對抗而重新興起的道德主義，所以無法認可賈詡的所謂“非道德化”行為，並對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認為的道德化解釋。
而賈詡本人正是由於擺脫了道德的束縛，才獲得了精神自由，並成了三國第一謀士。
而此時，曹操看著眼前這個這個三國第一謀士，卻是猜不到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