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中國電影產業兩巨頭“北影”和“上影”也開始關注中國的電影新人。北影1999年啟動“青年工程”，為七位年輕導演投資一千五百萬。而上海一批年輕的電影人所倡導的“新主流電影”活動也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上影集團成立“青年電影工作室”，完成七部電影劇本，並將以自籌資金向廠方貸款的形式投入拍攝。這也許就是新生代導演的希望曙光。
第六代導演所謂的“新主流”電影建議的成本範圍是一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元人民幣，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使國產電影起死回生的界限。“新主流”電影既不是傳統的商業電影，也不同於傳統的藝術電影，更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主旋律影片，而是“有創新的低成本商業電影”。[1]
三、大片時代下小成本獨立製片的生機
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電影體製改革到至今，中國的小成本電影從出現到集體爆發，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作為從產業的角度對電影劃分的一種方式，小成本電影從最初的體製外的生存到近些年取得可喜的票房收入，體現出了小成本電影商業意識提高。從電影的藝術創作來看，小成本電影經曆了從最初的個人化的敘述、對邊緣人物的關注的紀實風格到現今注重電影的故事性，在表達導演的個性化創作的同時注重了普通觀眾的觀影需求。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中國電影也必然要走市場化的道路，這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高投資的商業大片的出現正是中國電影市場化改革的表現。但是一些大投資影片內容的空洞卻招來觀眾和學術界的非議，小成本電影正是在此時刻嶄露頭角，在這個商業氣息濃厚的環境中凸顯出來，小成本電影能夠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得以存活，緣於小成本電影具有鮮明的特點，正是這些特征迎合了觀眾的口味，適應了市場的需求。
首先，作為電影敘事的主體，劉傑完成了從個人化敘事到通俗化表達的轉變。我們都知道，電影作品作為敘事的客體是導演風格的體現，劉傑在初創期往往把視點放在那些處於社會夾縫中的人物，如《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馮、楊阿姨，他們都處於一個不被大家能夠接觸到的社會角落，生活環境艱苦，情感倍受壓抑。而劉傑通過關注這些邊緣人物的社會認知態度形成了其個人化風格。
然而，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票房是電影得以生存的根本，劉傑過分執著於自己對電影的理解，放棄常規的講一個好故事的電影構架方式，是影片難以與普通觀眾產生共鳴主要原因。這種個人化的書寫方式，背離了大眾的審美需求，導致了其在票房上的失敗。隨著中國電影體製的改革，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劉傑在創作上也進行著不斷的自我調整，努力的去適應市場的發展，從最初的個人化的敘事逐漸麵向普通大眾的通俗化表達跨越。在《碧羅雪山》中，劉傑就摒棄了苦大仇深的姿態。它巧妙地埋藏了金錢的存在等多數矛盾，讓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愛情上，不再執著於導演的個人化的藝術表達，而是以市場為基礎，以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為核心，在滿足觀眾觀賞故事的基礎上，完成導演的藝術表達。
結語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的深化，投資多元化和市場觀念逐步的深入人心，大部分小成本獨立製片電影開始了商業運作模式的探索，市場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法國著名電影家雷內·克萊爾曾講過：“觀眾並不永遠都是對的，但是無視觀眾的作者卻永遠是錯的。”[2]但是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並不是要求影片媚俗。堅持影片的藝術性，抓住廣大的觀眾群也是發展的必然要求。這就要求小成本獨立製片電影堅持以受眾為中心，在滿足廣大觀眾欣賞口味的同時又不失其藝術品格，相信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小成本電影也會在不斷探索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機之力。
參考文獻：
[1]楊城.二級市場是中小成本影片出路之一[N].中國電影報，2006-08-24（18）.
[2]戴錦華.霧中風景——初讀“第六代”[J].天涯，1996（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