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裏，姑姑膽大包天，這世界上似乎沒有她怕的人，更沒有她怕的事。但是我和小獅子卻親眼看到她被一隻青蛙嚇地口吐白沫，昏厥倒地的情景。
姑姑何以懼怕青蛙呢？作者是想暗示姑姑犯下的罪。在現有的情節發展中，還沒有足夠的情節安排讓她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因為沒有深入到“姑姑”的內心中去表現過姑姑的猶豫。此時小說開始進入了生命的層麵，來審視人性。在文本上，莫言似乎急於要拔高作品的內涵，在形式和語言上發上了一些變異，“《蛙》前半部，敘事整體風貌為寫實，後半部趨向神秘與象征。敘事形態及風格的前後差異，造成小說形製的內在裂隙，整體建構包含引人矚目的斷裂”。②
可以理解，莫言是要借助超現實的意象來達到生命的層麵，從姑姑在田野裏遭遇到無數的青蛙圍攻，作品顯示出荒誕的跡象，到哲學層麵的時候，作品中充溢著一種鬼魅的氛圍。莫言借此來渲染靈魂贖罪和良心懺悔的深度，是出於被限製的狹窄視角，無力進入姑姑的內心深處而不得以為之。而語言的荒誕和漸漸失去控製的敘述曲線，也要求進入靈魂深處。
結構的錯位
“全書共五部分，四封書信，外加一部話劇；如此“驚豔”的小說文體，其意義恐怕也隻停留在這種奇特的組合方式本身”。③敘述人，也就是作家，通過“我”的第一人稱可以去剖析“我”的心理內核，但是對敘事對象講述的故事的形式中，和敘述對象之間並沒有交流，杉穀義人隻是一個聽眾，對“我姑姑”的故事感興趣，希望了解“姑姑”的故事，僅此而已。書信體結構是可以表露寫信人的內心的，莫嚴將小說部分和九幕話劇都置於書信體結構之中，把小說和九幕話劇當成是給杉穀義人看的作家蝌蚪寫的書稿。 莫言寫作的文本《蛙》是一層，作家蝌蚪是一層，蝌蚪敘述的“我姑姑”的故事和話劇是又一層故事。這個結構給人的感覺應該是“戲中戲”隔了兩層玻璃去看世界，有種距離感，希望以此拉開和讀者的距離，讓讀者去審視自己的生活中的戲劇性。作家的創作初衷是希望以這種形式來結構全篇，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遇到了困難，就沒有把這個“戲中戲”的隔層效果展現開來，小說的部分完全可以獨立出來，戲劇的部分也可以脫離大結構而不影響閱讀效果，所以書信體的結構實際上是一個結構上的浪費。杉穀義人，作為一個侵華日軍軍官的後代，雖然有日本侵華時期的罪惡，甚至是要去贖罪的必要，但是侵略戰爭和計劃生育的人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侵華日軍作為一個整體的贖罪和小說中人物的贖罪，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事，即便是萬心小時候曾經被日軍俘虜去，但是並沒有和小說的主調搭上太大的關係，也並沒有在小說中起到深化主題的作用。所以我認為這種結構上的內耗造成了文本的鬆散，也是一種缺憾吧。
“結尾部分的九幕話劇《蛙》，莫言描出了一幅末世癲狂般的浮世繪，對今日社會的世道人心展開了尖銳的袒露和酣暢淋漓的譏諷。第八幕對民國知縣高夢九當庭判案的戲擬堪稱神來筆，現實與曆史、假想與夢境、虛擬與真實渾融一體，彼此激烈衝突的敘述聲音構成了多聲部的複調效應，而種種高度誇飾的戲劇手法又無不呼應著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情境，前四部與話劇構成了顯見的‘互文’關係”。④話劇部分，因為擺脫了曆史的限製，莫言又似乎變回了過去的肆無忌憚的風格，任憑想象馳騁。“話劇《蛙》裏貼上莫言標簽的種種瘋語與狂言，在詼諧、戲謔、調侃、嬉鬧之間，道出的卻是一個個不容回避的真實”。⑤
結語
閱讀就是一場和作家的博弈，作家不是為了要讓讀著去看懂，而是和讀者在玩著各種的遊戲，來挑戰讀者的智力和耐心。《蛙》在語言上要節製和明朗。“《蛙》是一個並不徹底的“異數”。說它是“異數”，是因為作家在《蛙》的寫作裏刻意壓製著自己磅礴瑰麗的文風和張狂態肆的想象力，奇橘多端、泥沙俱下的語言流似乎被“過濾”了，我們罕見地看到了一個內斂、鬆弛、平靜的莫言（當然是相對以往的莫言來說的）”。⑥但是我們透過表麵的平靜，還是在文本中看到了過去的莫言的影子時隱時現，他有意去突破自己，求得創新，這種嚐試還是取得了成果，但過於陶醉在形式的新穎，卻忽略了形式對內容的束縛，讓文本發生了內在的斷裂，又不得不回到自己擅長的領域去盡情抒發，掩蓋了文本的分裂。這不能不是成就斐然的《蛙》的一大遺憾之處 。
參考文獻：
[1]、《莫言談文學與贖罪》[J]2009年12月27日 東方早報
[2]、 陸克寒.《蛙》：當代中國的“罪與罰” [J]2010 年第3 期評論
[3]、 ③④⑤⑥梁振華.《蛙：時代吊詭與“混沌”美學》[J]。南方文壇批評論壇 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