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告別的年代》出版後，對黎紫書的研究也有了新的闡釋空間。因為隻有完整的涉足多種題材創作特別是長篇創作，才能真正從整體上研究作家。《告別的年代》書寫的是三個叫做杜麗安的女人串聯起來的故事，展現出三代人的共同記憶、一個家族的曆史、一個種族的集體記憶。小說以513也開始，一再強調的五月十三日，並且明確那標示大馬當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嶺、發生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因國陣選舉失利引爆的種族衝突的513事件；而在小說的開始部分采取的是生活流似的敘事，那些天是一個大日子，大選之前的情景沒有書寫，反而是大肆渲染一部電影在當時引起的轟動效應，小說開始著重描寫的隻是一個候選者因為正在看一部色情電影而心髒病突發猝死，這樣的解構策略消解了513，也消解了作者的之前的身份認同。為什麼要寫長篇，為什麼要告別，告別的又是什麼，這些似乎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隱喻，告別漂泊，回歸母體，告別流散，找回自己的身份。全球化進程一步步加劇，很多東西都在不經意之間消失了，也許是某種習俗，某種語言，某種神秘的儀式活動，甚至來不及說聲告別。
海外華文作家普遍染上一種流散意識，脫離了母體文化之後的流亡性。作為女性作家除了流民身份之外還背負著女性的視角。本文從女性視角分析黎紫書小說創作的流亡與女性雙重身份的焦慮，揭示其小說創作的深層意義。身份焦慮的後果是人格分裂，於是產生了一部小說三個人，叫同一名字，這是性格分裂的結果。在身份缺失之後，作家隱去了身份，用一種元小說的方式將自我形象模糊，也將身份認同問題掩蓋。《告別的年代》之所以會對如此的結構入迷，更深層的原因是對“尋找”這一主題的執迷。尋找本身有個必然的前提，那就是“失落”。顯然我總是在懷疑我們從生下來便一直在遺失著什麼（也有可能是我們放棄了什麼），而長久以來我總認為人們活著有大部分時間隻是在不同的環境以及多重身份之間“尋覓”那些已被意識卻無法確知其意義和價值的遺失物。這裏失落的是身份，而找尋的也是身份，苦苦尋覓無果就出現了小說中的“身份焦慮”。由於身份的飄忽，小說的作者、敘述者、主人公也變得飄忽不定，因此出現了一篇小說出現三個同一名字的情形。以至於不得不選擇元小說這一敘述策略。元小說（metaficition），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威廉·伽斯提出，其特點是小說和評論之間的邊界線，揭示虛構的本質，主題、形象、情節不確定，也被稱為後現代小說。在身份不確定的情況下隻有轉向元小說這樣敘述身份模糊的方式，這樣的敘述沒有任何話語權可言，小說本是發布話語的載體，身份難以明確的作家往往放棄這種權利，轉向另外真實。他們所津津樂道的真實乃是一種語言效果，或者說，乃是通過語言而造成的一種綜合文化效果。毋寧說，玩起了語言遊戲，喪失了小說應有的效用。但是也應看到另外的一麵，誠如華萊士·馬丁所言，“小說是一種假裝，但是他的作者們堅持讓人們注意到這種假裝，他們就不再假裝了”。在早期的《把她寫進小說裏》是一篇有意為之的元小說。在一開篇就將自己男性的身份暴露出來，置換敘述者身份，明確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命運。《告別的年代》裏繼續進行著這樣的書寫。元小說是敘事話語談論敘事本身，這種談論使敘述者超出敘述的框架邊緣，敘事話語的意義被置入括號懸隔起來，敘事者後退一步而將小說本身當成了談論對象。這種策略是源自作者對自身身份的迷茫與焦慮，因此隱去了敘述者，讓作者不斷消解敘事。
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漸趨整體性構建，作為其主要組成部分，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是繞不開的一環，黎紫書作為新一代馬華文學的中堅人物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黎紫書在國內研究領域一直都不是沉寂的。她在馬華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在整個華文文壇的價值也隻有留給時間來繼續考量。
注釋：
【1】黎紫書：《出走的樂園》，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 趙毅衡：《反諷時代：形式論與文化批評》，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7、78頁。
【3】 邱苑妮：《由島至島，論黃錦樹的返鄉書寫》，《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1年第四期。
【4】 周寧：《重整馬華文學獨特性》，《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