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成員的悲劇，又多是事業不成，家業不興。楊老三的敗家，之後又遭長子唾棄逐出家門，父權喪失殆盡。姚國棟看似春風得意，家興業朢，可是家裏養了一個蛀蟲兒子，正一點一點吃空他的家財，他還作無所謂狀，做父輩的可悲就是養出不肖子孫。而女人們的悲哀莫過於無情無愛，劉蘭芝與焦母的分歧就是焦仲卿的愛的所屬，曾樹生與汪母的矛頭所指仍是汪文宣，丈夫與兒子難當，是因為他的愛無法分割為平均的兩份，愛的天平偏向誰都是對另一方的背叛。姚太太也是麵臨夫家錯綜的關係，後母難當，丈夫溺子護犢，趙氏家族視其為惡母，都讓她的善心無好報，平添煩惱。孩子們是無辜的，卻成了悲劇的延續者。姚家惡少，就是薛蟠，不學無術，認錢不認爹，倚仗亡母家裏的勢力，在家裏作威作福。他比楊老三早死，但他絕沒有懺悔過，所以他活得還不如楊老三。巴金這兩篇小說裏的人物，沒有人過得舒心，沒一人都有一部心靈哀曲要唱。他們既是為自己而唱，也“是在替垂死的舊社會唱挽歌”。
深刻體會每一類人物的悲劇，都可以找到其悲劇的必然性。
性格悲劇，最典型的就是汪文宣。沒得病前，他是極度的憂鬱者；得病後，不但加重了他的憂鬱，更讓他變得孱弱，成為家庭的累贅，這是導致曾樹生棄他而去的主要原因。命運悲劇，楊老三，姚小虎都是命運轉折中得到的悲慘下場。愛情悲劇，姚太太，曾樹生在自由愛情上沒有結出過幸福家庭的果子，反倒又被舊家庭所傷，心情鬱悶無處發泄。巴金同魯迅一樣，觀察人性，但是巴金的人性批判力度不是魯迅的直入骨髓。他帶有溫情和善的一麵，在《憩園》裏他不讓任何一個人去“鬥爭”，他隻是讓他筆下的人們“唱挽歌”。他在《寒夜》中更是將人物的內心世界變成一部“心靈懺悔史”，不對任何人評價和不滿，隻是自責，在一味的自責聲中病重死去，完成對家庭對社會的應盡之責。沒有“鬥爭”的人性，是舊式人物必然失落，新式人物悲哀無奈的結局。
加重了人物悲劇性色彩的是小說中的環境描寫。純粹人的悲劇隻是哀歌的“唱詞”，環境描寫才是哀樂旋律的基調。《憩園》、《寒夜》都將“夜”和“秋”做了悲劇的底色，一股“暗淡”、“冷寂”、“頹敗”味隨之而來。“天色灰黑，像一塊褪色的黑布”，“夜的寒氣卻漸漸地透過他那件單薄的夾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就連長著玉蘭樹的憩園是寂靜的也少生氣。“夜”是人物生活場景中黑暗的一麵，暗無光日的生活境遇的展示。汪文宣第一次發病吐血就是在晚上，樹生兩次離家出走也都是在夜裏，天未亮的時候。姚太太每次催促去趙家接姚小虎回家也大都是在傍晚，而姚氏夫婦的唯一次的爭吵也是在天將要黑的時候。生活裏的不如意大都發生在“夜”。“秋”的季節在戰亂家敗時，就顯出一份淒涼，心情的消極更是在此季節裏帶上苦悶的氣息。“天涼好個秋”，心隨景遷，當人生的悲劇與季節的淒冷相遇，不愧是“雪上加霜”。巴金對人物心態頹廢的剖析，就是從夜的黑暗和秋的蕭殺來加深的。
三、對現代人的啟示
巴金對“五四”自覺繼承，但是他在《憩園》和《寒夜》的人物悲劇書寫中自覺地加入了人性的關懷。他改變了《愛情》和《激流》兩個三部曲中，那種絕對的批判，改換為一種帶著希望去摧毀舊社會的情緒。兩部小說裏都有巴金真實生活的經曆，《憩園》那座楊家公館就是他老家的房子，他寫《寒夜》時所住的就是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楊老三就是巴金的一個叔父，他的三哥就死於肋膜炎，他也做過汪文宣的編校職業。這些真實的經曆讓已經不惑之年的巴金有一種惋惜之情，加之剛剛新婚不久，也會讓他對人事的思考帶了更多的牽掛之情。這都是他批判力減弱，對人性溫情關懷的體現。但是，舊的滅亡，新的生長，仍是巴金小說棄舊革新的主題。所以，他才會在《憩園》讓姚太太的臉上始終帶著“照亮一切的笑容”，又“憑空”捏造了一個早熟的、沉溺在病態的感情裏麵的‘楊家小孩’”，這兩個人都是給予作家希望的人物。而《寒夜》中出走又歸來的樹生，夫亡子散，作家也安慰她“寒夜太冷，需要溫暖”。
小說中人物的悲劇，是巴金對人性悲劇性的探討。對於我們而言，避免自我人性的消極也許很難，但是，清醒地認識人生，看清社會的脈搏，有一點悲劇的承受力，還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