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北京“潦倒”
專欄
作者：周乃蓤
今年抱怨霧霾天氣成了口頭禪，空氣這麼糟，來還是不來北京，住還是不住在北京？常住北京的外國人選擇的餘地不是很大，為了工作，不得不將就一點，要是有津貼加級，錢多一點，“折壽”也就認了。照經濟原理來說，風險與回報成正比，員工被派到“高危”地區工作，自然要增加待遇，“折壽”津貼是一個變相工資議價的名目。據報道，某外企支付雇員在北京工作一年的“折壽”津貼可達15萬元人民幣。
我在路透社工作時，貝魯特是個高危城市，記者要在槍林彈雨中采訪，但是想要去的人不在少數，因為有衝突，才有新聞，外交官、企業高管也是一樣，隻要對自己的事業前途有利，無不爭相報效，但是在討論待遇時，就不客氣地借著外界環境因素要求津貼補助。當“中國熱”吸引了大批老外來到北京時，這點“不方便”可以忽視，等到其他的因素讓他們不滿意北京時，空氣質量的作用就放大了。
在中國常住的老外有百萬多人，可以爭取“折壽”費的是外交官、跨國企業由本國外派的高管、財力雄厚國際媒體派出的駐站記者，他們享受房租津貼、子女教育費、每年回國度假費用，這是神仙級的肥差。但大多數老外與“折壽”費無緣，還是爭取留在中國，這些人謀食主要靠教英語，或是替外國企業跑跑腿，推銷一些產品和服務之類，一個月掙幾萬元人民幣，在北京過得蠻舒服。但是這是一個陷阱，就因為安逸，年複一年地教英文，產生了對學生、對同事甚至對自己的憎恨，由於和自己本國社會逐漸脫節，覺得前途茫茫，然而決定去留是一件很糾結的事，與空氣質量基本無關。
中國的崛起給在中國常住的老外帶來不少焦慮，尤其最近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富人多了：住豪宅、開豪車、炫富揮霍。2008年的奧運會可以說是個裏程碑，在這之前，老外對中國的印象還承續了浪漫夾雜著一些“東方主義”獵奇的色彩；在這之後，他們本國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自認為淪落到“經濟難民”，心態必然要做一些調整，中國城市空氣給他們的壓抑感似乎可以理解。
最近一本名為《不良分子》的文集，收錄了28位在中國生活的老外的感受，這些老外，除了少數不差錢的作者外，其他要靠教英文、賣文、做翻譯，用自已小聰明謀生，對中國社會體驗相當到位。
例如一位美國小夥子，心馳中國武術，到少林武術學校學習，覺得學費太貴，就和校方討價還價，最後雙方同意打了個對折，那兒的主任很不屑地說：“最沒用的就是窮老外。”
這本書的作者們有一半已經離開中國，後繼者大有人在：我曾經每年麵試一批外國留學生，問他們畢業後打算做什麼？至少一半的回答是“留在中國”。那些留下來的人捫心自問：“我在這幾為了啥？”這是一個存在主義上永恒的問題。有一位作者故作悲壯地說：他為中國教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為《不良分子》文集編輯的卡特自嘲地說，陰霾折壽是他們的宿命。
其實這些在社會邊緣的老外是很可愛的，北京、上海、深圳成為國際大都市少不了他們。幾個世紀以來，巴黎吸引了無數自我放逐的老外，奧威爾就寫過“在巴黎貧困潦倒”，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深刻露骨地勾畫出性解放和文明的批判。北京以“包容”作為口號，要感謝這些妙筆生花的老外描繪了中國社會的眾生相，無論是老外還是中國人讀了他們的故事，都免不了會心一笑。
路透社在上世紀80年代把中國歸類為“艱苦崗位”，便於拖家帶眷的駐站記者去購買紙尿布、洗發水、黃油、奶酪之類，一年可到我國香港地區“輪休”四次，90年代改為兩次，1998年我到上海時，隻剩了一次，後來這一次也取消了，大家無比失望。北京的空氣質量要是改善後，“折壽”津貼隨之消失，那麼享受這種待遇的老外們大概也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