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毛澤東也在《紅色中華》報發表署名文章《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肯定基本擊破敵人的四次“圍剿”，是靠了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認為我們是處在一個新的革命形勢的前麵，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一個偉大的曆史關鍵。為爭取反“圍剿”的勝利，首先應保障紅軍數量的繼續增加；最後還要“反對一切對於目前新的革命形勢估計的不足，反對一切對於戰爭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對那些在敵人五次‘圍剿’麵前，表現驚慌失措，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者！但同時也要反對左傾的空談與勝利的宿命論者！這些左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戰爭動員中的最凶惡的敵人，是實際的幫助了階級敵人”。
如此看來，博古當年總結的這條經驗，還是得到了黨內高層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數人的讚同。後來在這個問題上對博古的責難、非難，不免讓人難以理解、接受了。
第四次反“圍剿”的弱點
博古對第四次反“圍剿”中的教訓（存在的錯誤和弱點）的總結，著重於兩方麵：一是軍事戰略上的，二是政治方麵和其他工作方麵的。
他指出，在軍事戰略上我們的錯誤和弱點是，全國紅軍還不能在單一的戰略意誌之下實行互相配合的牽製敵人消滅敵人，“這是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極大的弱點”。具體的事實有兩個：一個是中央蘇區紅軍東攻漳州南下南雄，沒有能夠最大限度牽製進攻鄂豫皖的敵人的行動。另一個是在反“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目的地配合紅軍作戰，尤其沒有在敵人的後方側麵發展新的遊擊區域，使敵人在四麵受敵的形勢中。
作為原則要求，博古指出的軍事戰略上的問題，的確值得重視並妥為解決。但他列舉的第一個具體事實，即中央蘇區紅軍未及時有力策應鄂豫皖及湘鄂西蘇區反“圍剿”，恐怕要另當別論。一是中央蘇區紅軍自顧不暇，在蔣介石軍隊開始進攻鄂豫皖、湘鄂西蘇區時，在中央蘇區周圍國民黨亦集中了40多個師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經過南雄、水口戰役，贛南蘇區始得稍安。二是樂宜戰役勝利後，紅一方麵軍本當向國民黨軍隊重兵集結地區推進，以策應鄂豫皖及湘鄂西蘇區，無奈力所不逮，“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麵”。當然，這裏也反映出身居全黨最高領導的博古，謀事論事的全局立場。
博古列舉軍事戰略上的弱點的第二個事實，倒是充分體現了他對遊擊戰爭、遊擊部隊、遊擊區域的高度重視。“譬如說，在北方戰線上東黃陂戰役的時候，我們能夠在豐城東鄉一帶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那我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博古接著上文說的這幾句話，則反映了他對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領導的遊擊隊伍的肯定與推崇。在談到目前蘇區黨麵臨的緊急任務時，博古又強調說：“我們要廣大的開展遊擊戰爭，不但要在蘇區周圍組織挺進隊深入白區遊擊，並且要在敵人的後方側翼去發動遊擊戰爭，創立遊擊區域使敵人腹背受敵。要記得遊擊隊的積極活動，是主力紅軍在決戰中獲得勝利的要素之一”。這進一步確立了遊擊隊伍、遊擊戰爭在反“圍剿”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足見，後來一些人說什麼博古反對毛澤東的遊擊戰，其實不足信。博古反對的，僅僅是打一處、搶一處、丟一處的流寇式的“遊擊戰”、遊擊習氣。
在政治方麵、其他工作方麵的錯誤和弱點，博古認為“更大更多”。“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曾能夠把國民黨區域中開展著的反帝鬥爭與工農群眾為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日常鬥爭，提高他到更高的階段，使他們能夠與蘇維埃運動及紅軍的勝利彙合起來”。在反帝運動中，沒有正確的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在組織工人階級反抗資本進攻的鬥爭中，有輕視經濟戰爭的觀念，不善於與黃色工會作正確鬥爭，而擴大赤色工會在群眾中的影響。其次，對改良主義的政治派別的麵貌揭發不足。再次，是沒有很迅速的克服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
博古關於政治方麵和其他工作方麵錯誤和弱點的總結，反映了他自覺接受、遵循國際路線和國際指示的思想特點，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統一戰線，關心工農經濟狀況等），也有“左”傾色彩（排斥“第三勢力”即所謂“改良主義的政治派別”等）。這在當年中共從屬於共產國際、而後者對前者掌控太多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夠成熟，還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指導原則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或許正是他的悲劇所在。○
責任編輯 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