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麵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因此，“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11月15日，毛澤東在複電周恩來並告朱德、彭德懷等時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則是‘在統一戰線中進一步執行獨立自主’。因為國民黨及閻黃衛（指閻錫山、黃紹竑、衛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擊之下，已基本上喪失在山西繼續支持的精神與能力。我們須自己作主，減少對於他們的希望與依靠，故‘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這是完全必要的。”
對蔣介石“編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何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將反右傾投降問題如此嚴重地提出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國共談判過程中，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消滅至少削弱共產黨力量的目標，這就不能不使中共領導人對蔣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兩黨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1937年2月8日，蔣介石致電其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提出在與周恩來談判時，“我方最要注意之一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實質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也，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在此點同意，則甚當易商量”。在隨後與國民黨代表張衝、顧祝同進行的談判中，周恩來發現，蔣介石“始終不承認國共合作，而看作紅軍投降，似無共產黨獨立地位”，而蔣本人“因為他成功地解決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問題，使紅軍再陷孤立，因此暗下決心要把‘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的主義’，‘根絕淨盡’”。當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後人數確定為六七萬，編製為四個師，每師三個旅六個團約一萬五千人時，蔣介石2月16日指示顧祝同說：“當西安事變前隻允編三千人，後擬加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數尚未與之明言也。今則時移情遷，彼既有誠意與好意之表示，中央準編其四團製師之兩師，照中央編製，八團兵力已有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即可以此為標準，與之切商。其餘人數，準由中央為之設法編並與安置，但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也”。實際上拒絕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蔣介石還在其日記中寫道：“考慮大局，決定編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獨立自主為基礎。”
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較大幅度地調整了國民黨政策，確認了和平統一、修改憲法、擴大民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諸原則，間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即便如此，國民黨仍在重談取消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政權的老調。會議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提出要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等。用周恩來的話說，“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那時候一方麵和平了，一方麵又埋伏了文章”。周恩來所說的這個“文章”，就是要取消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所以這個決議案汙蔑中共“封建割裂專製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為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為維護吾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
在以後的國共談判中，國民黨方麵千方百計地限製中共軍隊的編製與人數，雖然答應紅軍可以改編為三個師，但又提出每師人數隻能是一萬人，總數三萬人。蔣介石還對周恩來說，不必說與國民黨合作，隻是與他個人合作，還說共產黨說話不算話，希望這次能夠改變，能與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蔣介石知道“共產黨不會無條件地擁護他，而他又不能滿足於黨外合作，故他要我們想新的辦法，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可以放鬆一些”。周恩來曾問蔣介石有何具體辦法使中共能與他永久合作，而蔣卻再三說沒有，而是要中共方麵商量。顯然，蔣介石想要的辦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有軍隊有政權的黨，而是共產黨熔化到國民黨中，維護他的領袖地位。
中共方麵“商量”的結果，形成了《民族統一綱領（草案）》，由周恩來攜帶於6月上旬前往廬山同蔣介石再次進行談判。不料，蔣見周後，卻將這個文件撇在一邊，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幹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並且在談判的過程中，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後三個師以上不能設總司令部，隻能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陝甘寧邊區政府由國民黨派正的官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中共派代表參加民國大會時“不以共黨名義出席”等。蔣介石這些無理要求，中共方麵自然無法接受，這次談判實際上是無果而終。
隨後不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周恩來再次前往廬山同蔣介石會談，並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介石，而這時蔣的態度卻十分冷淡。據周恩來後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候我們還客氣，同意他修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發表，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接著，日本在上海製造了八一三事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下定全麵抗戰的決心，並於9月22日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在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種態度，無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等對其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也一再提醒各級幹部，一定要防止在國共合作實現後發生右傾危險。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國共合作的建立，黨內相繼發生了若幹在國共合作時喪失原則性、遷就國民黨的事件，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其中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鳴事件。何鳴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等職，堅持了閩粵邊的遊擊戰爭。1937年2月後，何鳴通過國民黨報紙了解到已發生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彙報後，於這年5月開始同粵軍第一五七師進行停戰談判，並於6月26日達成合作抗日、紅軍遊擊隊改編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的“六二六政治協定”，較早地開創了局部地區國共合作的新局麵。但是，由於何鳴對國共合作的複雜性認識不足，沒有執行南委提出的“駐防地應在我遊擊區”的指示，將紅軍遊擊隊帶往漳浦縣城集中改編，以致發生近千名遊擊隊員被國民黨第一五七師繳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