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探索股份製改革理論第一人
人物春秋
作者：王建柱
他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最早提出股份製的學者之一，人稱“厲股份”；他從教幾十年，桃李滿天下；他寄情詩詞創作，書寫詩意人生；他雖已八十有三，但仍活躍在教學、研究第一線，其“旺盛精力和工作熱情，讓很多年輕人都望塵莫及”。他就是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股份製”的積極倡導者
經濟學家的名字往往與一些新名詞緊緊相連，比如“吳市場”（吳敬璉）、“楊承包”（楊培新）、“有計劃”（有林）、“曹破產”（曹思源），等等。而“厲股份”是厲以寧在20世紀90年代被冠以的一個非常有特征的別號，這是由於當時的他正在中國積極倡導股份製。
厲以寧回憶，“股份製”的產生緣於一次重要的會議。
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召開了就業問題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厲以寧首次提出了股份製改革的主張。厲以寧解釋說，那時的就業壓力比後來因為國企改革裁員造成的“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要大得多，矛盾非常突出。於是厲以寧在會上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可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
會議期間，他還寫了一首詩：“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詩中流露出了他的改革精神，可謂是有感而發。
當時他的提議並沒有引起反響，但他堅信“陳規當變終須變”。在3個月後的中央一次專門會議上，他再次提出要實行“股份製”。
會議結束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裏說，可以用股份製解決北京知識青年的待業問題。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說，我們要考慮一下。過了幾個月，段君毅說不用了，我們通過銀行貸款都已經解決了。其實，這時候股份製已經開始在農村萌芽。
在厲以寧看來，是當時的返城知青客觀上催生了股份製的誕生，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股份製提出後的幾年，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理論界就開始了關於股份製的激烈論爭。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股份製是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這個大方向問題上。厲以寧積極主張以股份製作為國企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他當時就明確提出，股份製“並不是資本主義製度所特有的，社會主義實行股份製並不意味著改變企業的公有製的性質，而是以新型的公有製代替傳統的公有製”。
由於多次論述股份製，厲以寧從此即有了“厲股份”的稱號。
厲以寧回憶道，他人生中最美好的階段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他的一些主要觀點和主張逐漸被認同了。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就更好了，因為這次會議肯定了“股份製是現階段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作為我國最早倡導股份製改革的學者，厲以寧高興地說：“作為經濟學家，當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終於被決策機關采納而變成國家政策的時候，那種欣慰是旁人無法理解的。”
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製理論已成為中國流行的經濟思潮。對此，厲以寧隻是謙虛地認為：股份製的推行有賴於經濟學界的共同努力，從1980年開始，就有不少人建議要進行股份製試點，怎能說我是股份製在中國的首倡者呢？
我個人的命運
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
厲以寧1930年出生於江蘇儀征。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係，畢業後留校做圖書資料管理工作。1962年，他終於憑借著深厚的經濟史功底和對經濟領域獨特的見解，第一次登上了北大的講台。
厲以寧說，自己對經濟學的鑽研受益於有形和無形的“兩個課堂”。他在學習基礎課奠定理論根底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充分利用了無形課堂——圖書館。他經常到圖書館去汲取知識與精神養料，自信自己是當時最勤奮的學生之一。那時有一大批經濟學家、理論家在不斷思索著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關注著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厲以寧就是其中之一。
大學畢業任教後，厲以寧翻譯了大量的經濟學著作。他在與別人合譯《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時，麵對羅馬帝國由盛而衰的演變曆史十分感慨，並引發了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深深思考。遺憾的是，由於當時雲譎波詭的政治氣候，致使學術界的許多研究無法正常開展。厲以寧的研究也由此而半途擱置了。
在談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如何走上一條漸進式的經濟體製改革之路時，厲以寧說：“這個問題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在我的頭腦中開始醞釀了。我當時在位於江西鄱陽湖鯉魚洲的北大五七幹校勞動，目睹了當地農民生活的貧窮，心靈受到了震撼。我在思索著，解放都20多年了，為什麼這裏的經濟還是這樣糟糕？由於過去研讀過大量中外經濟學論著，通過日複一日的思考，我的思路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難道是我們的體製存在著問題嗎？帶著這樣的疑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的經濟學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徹底摒棄了大學時代所接受的蘇聯式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說，決心探索一條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新路子。”
1987年春天，正值學術與名望都漸入佳境的厲以寧，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那年，他曾在北大禮堂作了題為“中國經濟的繁榮之路”的演講。如今再回頭看，中國經濟正是循著他當年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繁榮。正像他所說的，中國經濟是“成長中的經濟”，要把眼光放遠一些，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回頭看十年，已然海闊天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作為有著多年中外經濟比較研究功底的厲以寧，終於對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模式做出了自己理性的判斷。10年間，厲以寧先後獨立完成或與他人合作完成經濟學著作21部，發表學術論文130餘篇。論文內容十分廣泛，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每一階段都留下了厲以寧的聲音與思考。厲以寧解釋道，他的經濟思想大致可歸結為4個基本理論，即經濟非均衡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製度調整理論、經濟學的人本理論。
盡管在後來的實踐過程中，他的視野在不斷拓展，經濟理論也在不斷深化和創新，但用厲以寧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從事經濟體製改革理論的研究，雖然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會引發出各種誤解、非議甚至出現某些偏差，但這些從未動搖過我的信念，我堅信這是一條引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
有人曾問過厲以寧，如果把您的人生作為社會的一個記事本，您覺得應該怎樣記錄呢？他無不感慨地回答說：“我自己的命運是和我們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的。國家的日子好過，我的日子就好過，我個人的經曆也反映了國家經濟的興衰。20世紀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我被下放到農村，‘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去勞動改造，那個年代也正是國家受難的時候。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的形勢越來越好，我個人也迎來了有生以來最好的時期，所以說我個人的命運是和國家緊密聯係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