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信會議的發展曆程、特點與時代意義
特別關注·“亞信會議”專題
作者：許濤
編者按：2014年4月3日，《當代世界》雜誌社在京舉辦“‘亞信會議’：機遇與挑戰”研討會，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兼《當代世界》雜誌編委會主任於洪君出席會議並致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中央黨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五位專家學者及中聯部部內業務部門相關研究人員參加會議。研討會結合即將在上海召開的“亞信會議”領導人峰會，主要圍繞“亞信會議”的發展曆程與時代意義、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於洪君副部長在致辭中表示，“亞信會議”是亞洲國家增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平台，維護和平穩定的亞洲秩序需要亞洲國家進行通力合作：一是增強政治互信，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培育出適應時代特點和需要並被各國普遍接受的亞洲安全觀；二是加強多邊互動，探索不同功能領域的合作方式，提高亞洲國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三是提高務實合作，推動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實現亞洲國家利益交融、相互依賴的局麵；四是促進人文交流，鼓勵和引導市場與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增進彼此國民的相互理解，提高亞洲人民對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作為亞洲大陸的一員，中國與亞洲國家的命運密切交織在一起。中國自身的發展在亞洲複興的進程中受益良多，但亞洲存在的安全問題和挑戰也日益成為影響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不確定因素。“亞信會議”是亞洲重要的地區性安全對話與合作論壇之一，中國自“亞信會議”籌建之初即積極參與，2012年第四次亞信外長會議上更是接過輪值主席國的大旗。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如何把握“亞信會議”召開的“主場”之利構建良好周邊國際環境？如何進一步開拓安全外交的新路徑？如何在“亞信會議”框架下夯實“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社會基礎？本刊特別刊發五位與會專家的發言文章，以饗讀者。
20世紀70年代開始，亞洲走上崛起的道路，尤其一些東亞、南亞國家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冷戰結束後，在亞洲出現了更多的國際成員。麵對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啟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明顯的落差擺在這些新生國家麵前。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成分最複雜、文化多樣性最豐富的大洲，亞洲從近代以來就是世界上矛盾衝突最多的地區之一。與發展經濟相比，避免各類衝突引發的破壞性影響、預防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因素造成的風險，是這些新獨立國家在鞏固各自主權同時必須考慮的對外政策目標。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一直試圖建立一種通過對話、溝通、協商化解矛盾，達到預防衝突的地區性合作平台。但是鑒於亞洲獨特的政治曆史和文化傳統，經多方努力後出現了若幹不同宗旨、不同背景、不同組合的地區性對話與合作平台。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盟地區論壇（ARF）、上海合作組織（SCO）、香格裏拉對話（SLD）等，這既是亞洲地緣政治結構特殊性的反映，也是亞洲各國建立地區互信安全格局普遍願望的體現。亞信會議的建立與發展，也是這種願望和努力的產物之一。
亞信會議的發起與現狀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以下簡稱“亞信會議”或“亞信”），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1992年10月第47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倡議後建立起來的地區性安全對話與合作論壇。
20世紀90年代初，哈薩克斯坦與原蘇聯其他國家剛剛獲得獨立。麵對冷戰結束後複雜的世界形勢和地區環境，各國政治家都在對冷戰的曆史進行反思，並就推動新型國際安全觀的形成和重建地區及世界安全信任體係進行思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先是在鄰國土庫曼斯坦訪問時提出了建立統一的亞洲安全合作組織的設想，隨後在第47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了關於建立亞信會議的倡議。[1] 在後來一係列講話和著述中，納紮爾巴耶夫總統曾較係統地闡述了對設立這一地區性安全論壇的動機和構想。他認為，亞洲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區，也是各類矛盾和衝突最多的地區之一。由於亞洲特殊的曆史，這些因素的長期存在甚至有時失控，造成了一些長年動蕩的“熱點”，嚴重影響著地區各國的安全與穩定。而歐洲雖曾兩次成為世界大戰的發源地，但在二戰後為了防止新的對抗發生而建立了政治、安全、經濟對話機製——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對避免冷戰時期發生重大衝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鑒於此，亞洲各國可參照歐洲的成功經驗，逐步建立起亞洲的安全互信機製。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這一倡議後，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又於1993年2月的大西洋合作委員會會議上重申了這一構想，並為逐步建成亞信論壇預設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專家磋商階段（1992—1995年），組織亞洲各國及世界相關國家和組織的專家、學者、外交官廣泛參與的研討會，就實現亞洲穩定與安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分磋商，在此基礎上醞釀亞信會議的建立宗旨和工作原則；第二階段為建立論壇階段（1995—1998年），逐級召開亞洲各國高官、元首會議，實現高級別安全對話，就亞洲安全熱點協調立場，緩解現有衝突；第三階段為機製推動階段（1998—2000年），在亞信成員國元首會議（亞信峰會）、亞信高官委員會會議、亞信外長會議定期舉行的基礎上，確立亞信會議在亞洲安全事務中的機製化地位；第四階段為歐亞互動階段（2000—2005年），與歐安組織建立合作關係，實現歐亞集體安全合作，並逐漸向美、澳、非等大洲擴展，最終形成全球性安全合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