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辭職現象折射出的管理需求
特別策劃
作者：劉漢峰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日益加深，作為體製內的官員，其辭職行為越來越融入到普通職業選擇與職業變動的大潮中了。盡管如此，由於社會傳統意識中對官員職務變動去向非常重視，而且官員職務變動也在產生著新的社會需求，我們有必要對“官情”進行係統的分析和思考。文章從官員辭職現象出發，闡發官員辭職折射出的官場生態與管理需求，提出了構建職業管理體係的設想。
【關鍵詞】官員辭職 職業變動 生態 規劃 管理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近來，在社會上熱議一個話題，即官員辭職現象。官員辭職其實與其他各社會群體的辭職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一直是熱議的對象。麵對這樣的現象，我們應怎樣看待？
官員辭職是一種正常的職業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以下海、辭職、創業為表現形式，有一定數量規模的官員職業變動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大門的打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雙軌製的體製框架內，一些官員嚐試著體製內的工作轉軌，走上了經營之路；還有一些官員以“停薪留職”、“保留檔案關係”的方式走出體製，進行個人創業；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在“南方談話”的鼓舞下，大批官員加入了創業大軍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把中國經濟社會引入了新的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由於80年代改革的成功推進，這次實現職業生涯轉型的官員無論從規模、層次，還是社會影響方麵都比前一次轉型更加突出。據人社部的統計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第三次是2000年前後，由於政府機構改革出現了第三次官員辭職創業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這三次官員辭職現象反映了當時國家的政策措施以及官員個人的擇業取向。從發展的角度和效果上看，由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急需各類人才，因而這三次職業變動的潮流適時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從前三次官員職業變動潮的表現形式來看，黨和國家的政策措施與官員下海或創業的心態和行為具有較高程度的同向性。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官員的職業變動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一瞬，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一瞬。黨的十八大以來，官員辭職再次成為一種現象。但這一次，由於正處於中央嚴厲打擊腐敗之際，這樣的大背景使得人們對官員辭職現象賦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間，而且論斷式的分析不斷出現。
目前，對官員辭職現象比較流行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兩種判斷：
一是反腐限權論。這種觀點認為，當前的官員辭職現象是中央反腐敗行動的直接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對腐敗的決心和措施都是空前的。以反四風、出台八項規定為契機，全麵加強黨的建設，全麵從嚴治黨，“老虎”、“蒼蠅”一起打。2015年前10個月，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省部級貪腐官員達到33人，已經高於2014年檢察機關全年查辦的省部級以上官員28人的反腐成績，隨著對北京、上海省部級官員的查辦，全國查處省部級違紀案件已經沒有空白點，實現全覆蓋。
同時，對基層貪腐官員的查處力度也進一步加大。中紀委強調，對待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基層辦法不多，打擊震懾力度不夠。推動黨風廉政建設落實到基層，嚴肅查處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是2015年反腐敗工作中的一項重點任務。在製度規定上，對官員的約束也越來越強，中央組織部先後出台了《關於進一步規範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等文件，中央2015年又出台了《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幹規定（試行）》、《廉潔自律準則》和《紀律處分條例》，全麵從嚴治黨的政策效益已經形成全麵發威的態勢。對於官員而言，以往的權力被嚴格限製在規章製度的規定範圍內，發號施令的裁量權日益被製度所規定，難以再像以往那樣行權施治了。
二是待遇失稱論。這種觀點把官員辭職的主要原因歸結於身為公務員的官員工資待遇與工作強度嚴重不對稱所致。有報道稱，原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曾表示，社會應更加理性對待政府官員，他說：“我每天工作超10小時，但我所有工資收入加起來，才7000一個月，誰相信啊？下麵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①實事求是地講，公務員工資收入在與社會各行業的對比中確實是在日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