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烈社會變革與人們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形成摩擦。中國的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大變革。變革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製和生產關係。這場改革首先給人民群眾帶來的是巨大的利益。同時，改革給人們帶來的觀念、行為以及心理的挑戰，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從實際情況看，人民群眾盼望改革、擁護改革，但由於曆史形成的心理積澱以及實際生活承受能力的不足，加之與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相配套的各種社會保障措施沒有完全到位，因此，當改革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力度不斷加大的時候，種種的不適應必然反映出來。從改革的廣度上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幾乎給所有人的生存環境和思維方式帶來全麵的衝擊。從改革的深度上講，多種所有製結構的並存，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不同利益格局中的人，得到的利益差異很大：人們在不同的利益格局中，收益可以相差幾倍、十幾倍、甚至上百倍，行業與行業、單位與單位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使人們增加了被剝奪感。從改革的力度上講，在二三十年中，集中地進行了各項福利製度的改革，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習慣的住房、醫療等均由國家大包大攬的生活模式。由於改革前職工的收入低、積累少，加之現實的個人預期收入不甚穩定和預期支出不斷加大，使人們增添了後顧之憂。“改革越深化，人們越害怕。”人們的這種危機感、失落感和後顧之憂，必然引起對自己生存發展前景的擔心，並波及到對改革前景的價值判斷。
利益分配中的客觀問題與主觀錯位引發各種疑慮。直接利益分配對人民群眾的情緒產生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分配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收入先富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在這種分配杠杆的作用下，出現的必然結果是形成差距和承認差距。利益差距會給每一個人帶來壓力，同時又會激發出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這與過去的勞動遠離分配、分配不體現勞動相比，是曆史性的進步。分配政策是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解決社會分配突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完善的。諸如，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沒有被真正認識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了“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現象。在認識了這個問題以後，黨和政府不僅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各種待遇，而且把技術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了“知本經濟”和“智本經濟”的說法。可見，分配政策即使再合理，也不可能在同一時期解決利益分配中的全部問題。但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目前必須解決的突出矛盾是貧富差距過大。不僅實際差距狀況已經到了值得高度警惕的程度，而且分配過程中的不公現象更為值得關注。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經濟組織，因競爭能力的差異，勞動貢獻和要素投入的不等，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擴大是必然的，這在總體上有利於經濟效率的全麵提高。但現有的競爭格局是以非常不平衡的經濟基礎為起跑線的，這是群體性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利用非法手段，在不進行任何競爭和生產要素投入的情況下直接攫取財富，加劇了收入的不公平。其中，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是利用職權謀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在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下，如果收入的高低取決於勞動貢獻以及要素投入的大小，無疑會激勵人們通過合理、合法方式勤勞致富。但目前，一些人通過不法手段和特權卻能暴富，這就嚴重打擊了人民群眾通過合法手段致富的善良願望，造成一部分人對現行分配政策的合理性產生懷疑，進而引發對一些分配政策的不滿，動搖了對社會公正的認同。
目前，在利益分配的認識問題上，也存在著主觀認識錯位的問題。如對“按勞分配”的看法：有的把“勞”看成為勞動結果，有的把“勞”看成是勞動時間，有的把“勞”理解為體力付出，總體來說，是對勞動的“量”和“質”的不同理解。因此，一些人會在複雜的利益分配過程中，采取“對自己有利的就讚成，對自己不利的就反對”的態度，由此造成了不同的人群各訴其“苦”的現象。這種主觀認識錯位也加大了對社會公平價值的懷疑和不滿。
總之，“信念”問題給價值觀形成帶來複雜的影響，隻有全麵地、具體地把握“信念”基礎與價值觀的因果關係，才能使我們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有的放矢地去做應該做的事情。
打牢堅定“信念”的認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