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嘴”陳大菊
陳大菊嘴快，心裏藏不住事，這在我們同學中是出了名的。
一次，鄉文教辦在我們班舉行語文課教學觀摩。擔任授課任務的老師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事先將觀摩課的教學內容進行了演示和訓練，並將課堂上要提問的問題和回答的對象也作了輔導和安排。
誰知觀摩課上，老師剛將課題寫上黑板，陳大菊就舉起手來說，老師，您寫錯了，這篇課文我們已學過。
老師一聽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怎麼沒把這個活寶安排好！老師平息了一下慌亂的心情，敲敲講台暗示道，陳大菊同學，請注意遵守課堂紀律，不該說的話別亂說！
陳大菊沒有領會老師的意思，反而翻出作業本言之鑿鑿地說老師，這篇課文真的學過了，不信您看，我們還做了作業呢！
陳大菊的冥頑不化讓老師徹底沒了轍。沒了轍的老師就扔下句那好，這堂課你們就自習吧，然後就不顧一屋子人的驚愕憤然離去。
還有一次，學校舉辦文藝晚會，我們班參演的節目是相聲《上學路上》。兩位同學第一次登台表演，看到台下黑壓壓的觀眾，心裏一緊張忘掉了一段台詞。台下的陳大菊立刻喊叫起來，錯啦錯啦，你們少說了幾句話。
那兩個同學本來就慌得不行，被陳大菊這麼一嚷，竟窘得哭起鼻子來。如此一來，陳大菊的“快嘴三娘”名聲就傳開了。
我是六年級時轉到陳大菊班上的。因為嘴快的原因，同學們都不願搭理陳大菊。從四年級開始，陳大菊就一直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教室的最後排。我的到來，正好補了那個缺。
陳大菊見我願意與她同桌，高興極了，處處護著我，整天圍著我轉。家裏有了好吃的，不忘帶給我一份。輪到我值日時，還執意留下來幫我一把。
陳大菊的熱心和真誠，自然打動了我。不用說，我們很快成了好朋友
那時，學校條件很簡陋，既沒有什麼活動器材，也缺少課外閱讀資料。而我因為出自書香門第，家中不乏各類藏書，於是一些知情的同學便頻頻跟我借書看。
在這些愛看書的同學中，有個叫陳建平的同學是陳大菊的堂哥。陳建平是學校少先隊大隊長，不僅學習成績特別好，人也長得很帥氣。由於誌趣相投，我們都很欣賞對方。
可是那個時候的農村學校，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對男女學生之間的交往慎之又慎。為了避免產生誤會，我和陳建平的正常相處，隻能在“地下”進行。
陳建平比我大兩歲，自然比我成熟得多。他跟我悄悄約定，如果需要借還圖書或是有什麼話說，就在經過我的座位時輕輕咳嗽兩聲。我得到信號後，就利用放學後的時間到學校後麵的小樹林等他。
有時候，我們也會把要說的話寫在小紙條上，趁別人不注意時放到對方的桌子上。有兩次，我還請陳大菊傳遞過紙條。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陳大菊“嘴快”的毛病，隻是因為我們倆的關係好，她又是陳建平的堂妹，才沒有對她設防。
看到我如此信任她，陳大菊感動極了，仿佛需要幫忙的不是我，而是她。
進入初中後，文革風暴席卷到我們學校。父親因為擔任學校校長，理所當然受到衝擊。受父親牽連，我的座位和桌子上也貼滿了大字報。
一天，我正為父親和自己的處境忐忑不安，幾個紅衛兵衝了進來，不由分說將我架到另一個教室。
那個教室已布置成批鬥會現場。黑板上，“打到資產階級黑苗子田佳佳”幾個大字十分顯目。我一踏進教室，批判我的口號聲就響了起來。
我曾多次看到父親被毆打的慘烈場景，因此一見這陣勢早嚇壞了，直到陳大菊被拉上主席台，我才驚醒過來。
紅衛兵把陳大菊拉上台來，是責令她檢舉揭發我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子女陳建平的罪行。此時我已知道陳大菊心直口快的性格，因此聽說要她揭發我，我的精神徹底垮了。
誰知陳大菊一反常態，不管別人如何恐嚇誘騙，就是閉口不言。紅衛兵們急了，竟然對她拳腳交加。看到陳大菊為我遭受如此苦難，我心痛極了，淚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事後我悄悄問陳大菊，別人都說你快嘴三娘，你怎麼能對我守口如瓶？
陳大菊笑笑說，我的嘴是比較快，但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我還是拎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