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他的九個傑出兒女
梁啟超（1873-1929），號任公，字卓如、飲冰室主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政論家、學者與教育家，在從政與學術、事功與言論上都有著濃墨重彩的出色表現。他不僅自己功成名就，而且培養了一批傑出學生，兒女也個個出息成才。作為教育家，他取得了令人驚歎不已的殊勳偉績：他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並列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他注重對下一代的教育，他的孩子個個成才，創造了“一門三院士，個個皆才俊”的近代以來絕無僅有的家教傳奇。
他做到了“三不朽”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即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為國家和人民建立功業；“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說、思想，撰寫可藏之名山、傳至百世的論著。此三者雖久不廢，可千古流芳。“三不朽”被視為人格完美的典範，古往今來的有識之士，把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個方麵建立不朽業績，作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標，但是曆史上能在這三方麵都做到不朽的人，寥寥可數。梁啟超堪稱是做到了“三不朽”的奇人、偉人。
梁啟超把“三不朽”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方向與目標。他很佩服曾國藩，因為曾國藩在人們看來做到了“三不朽”，有人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的對聯總結其一生，而曾國藩自己也確以“三不朽”自勉，其故居有一幅楹聯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梁啟超把曾國藩作為學習的楷模，對其遺著“一日三複”。為便於誦讀與自省，從其上千萬字的遺著中精選出精華部分，編輯而成《曾文正公嘉言鈔》。他在序言中稱曾國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是“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
梁啟超一生矢誌報國，坦誠待人，為國家與國人尊嚴奔走呼號，尤其是身體力行地提倡新道德，被稱為“第一公民”；他在政壇叱吒風雲，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開啟了風氣，引領了時代；在言論界和學界，“筆端常帶感情”，妙文風行天下，國學功底深厚，堪為國學大師，且教書教得好，教子又有方。他把一個文人所能達到的高度，所能實現的夢想，都做到了極致。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路徑，按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格目標，近現代很少有人能做到，但梁啟超做到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卒於北京，與發妻李蕙仙合葬在西山臥佛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由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設計的墓碑上，沒有反映梁啟超生平事跡的文字。梁啟超曾自勵：“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可以說這句話的口氣很大，但他的確做到了。一介書生，一支健筆，名動天下，留千萬之文字，成不世之功業，清末民初，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出色。當時人的挽聯、紀念文字，就從“三不朽”角度，對他進行評論，當然各有側重，如蔡元培挽聯：“保障共和，應與鬆坡同不朽；宣傳歐化，不因南海讓當仁。”胡適挽聯：“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沈商耆為梁啟超所寫的挽聯是：“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深度參與了清末民初社會變革
梁啟超於1873年出生於廣東新會縣（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889年17歲時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誌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1891年隨康有為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維新道路，世人合稱他們為“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