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講真話才能有真正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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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風雲》：徐先生，您至今仍一襲舊衣，居住在未裝修的老宿舍樓裏，卻在百歲誕辰自願捐獻出自己的稿費積蓄100萬元，設立“中玉教育基金”，資助貧困學子。您一生潔白樸素，這100萬元積蓄，可謂您一生的心血。您就沒有想過為您心愛的重孫留一筆跨洋留學的經費？或為自己留一份經濟保障？
徐中玉：我1915年2月15日生於江蘇省江陰縣華士鎮一個清貧的家庭。我從小就體驗過貧窮的滋味，家裏沒有一間房、一畝地。兩個姐姐讀完初小就不得不輟學在家，為小工廠“搖洋襪”補貼家用了。我作為家裏唯一的男孩，後來到鄰鎮去讀初中，還是在親戚的幫助下才如願的。我始終忘不了操勞了一天的母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仍在紡紗織布，以維持一家七口的生計。
我讀寄宿生時，每學期的學費和膳食費等就要60元，而我得分兩次才付得清。還記得那時候，每星期回家，家裏給我的“優待菜”就是讓我獨自吃一碗蛋湯。
三年初中的寄宿生活養成我獨立、自信、節約、儉樸，絕不願麻煩人，也從不向人乞求的性格。
我的兩個姑母家各有一個比我大十多歲的表哥，他們的家境也相當困難，但他們憑借自己的勤奮，最終都一次就考上清華，公費留學去美國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讀碩士、博士，後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教授。我特別敬佩我的表哥，他們由於學業出色，中學、大學連連得到獎學金，學有所成。父母也以此激勵我，要我“用心點”“有出息”的諄諄叮囑，既是期望，更是我讀書上進的動力和不甘人後的壓力。
當時高昂的學費已使我的家庭不堪重負。初中畢業時，當得悉省立無錫中學的高中師範科不收學費，還供飯吃，畢業後可介紹我去縣立小學教書，一心想繼續學業的我去應考並被錄取。
師範畢業後，我當小學教師兩年，每月工資24元，在當時已不算差。我兩年就積下了200元錢。有了這筆錢作學費，我才得以如願以償地考入設在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中文係。進入山東大學後，我還必須先為第二年的學費做好準備。於是我試著寫些文字去賺點稿費。我的文章在胡適編的《獨立評論》，林語堂編的《論語》《人世間》和《宇宙風》，以及天津上海的報紙雜誌上發表，千字的稿費才兩三塊錢。以寫稿助學，我讀完四年大學，如願考上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兩年後畢業留校任教。以後我輾轉教學，一生未出過校門，所有社會工作，全是無酬兼職。
正是因為經曆過這些艱苦歲月，我能理解那些想讀書卻沒錢讀的孩子的難處，我希望能盡自己的一點力量，幫助他們，尤其是那些上進心強、成績優異的學生。這也可以說是今天我設“中玉教育基金”的初衷，用以幫助中文係品學兼優的學生。
《檢察風雲》：青燈黃卷80年，可見您積攢這100萬元多不容易。您捐出的是提攜後輩的關愛之心，也是一位老教育家沉甸甸的社會責任。徐老，您潛心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數十年，在文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您對現在我們國家、社會的文化傳承怎麼看？
徐中玉：對文化傳承的自覺自省，對人類文明的深沉思考，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曆史責任。中國清初大學者顧炎武有“文須有益於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說，就是要我們自覺負起責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文情懷，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從小就深受國恥教育影響，對我們國家受盡屈辱的種種喪權條約氣憤憂慮。那時，反對軍閥時代的“二十一條”辱國條約，抗議“五三”濟南慘案、上海“五卅”慘案……一年總有好幾次。老師帶著還是小學生的我們遊行，一路高呼“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我讀書的小學禮堂，原是緬懷江陰抗清名將閻應元的紀念堂，他就是從我老家華士鎮出山作戰戰死疆場的。對這些“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鄉先賢，我景仰頗深。五年級時有位極受我們歡迎的語文老師陳唯吾，忽然被提去殺頭，後來才知他是共產黨的地下縣委書記。“九一八”事變後，北平、上海的大學生去南京請願抗日，我和無錫的高中同學也積極響應，一同臥軌、攔車。居安必須思危，憂患才能興邦。這種融於血脈的憂患意識，已成為我們難以泯滅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