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出生的，聽老一輩的人說，那一年，大夥普遍是窮人，有些甚至吃飯都成問題；上學隻需要一隻雞或幾塊錢就可以讀一學期，但往往很多家庭連基本的雞或幾塊錢都出不起，所以，我媽媽跟我說，哥哥很晚才讀書；我的丈母娘也跟我說過，那時候的人都很單純善良，很喜歡熱鬧，也很喜歡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因為那時候普遍家庭沒有電視，但有集體影院，她說，記得有一次，在看完電影後，回家的路上碰到過一個國民黨特務（共產黨雖然控製了整個中國的局麵，但不排除國民黨還存在殘留勢力），嚇得她隻敢往前跑，不敢往後看，直到回到家裏還驚魂未定，我想那次對她來說真是個不小的考驗。那一年還發生了很多很多，例如：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出版發行；前納粹黨副領袖魯道夫·赫斯自殺於柏林施潘道軍事監獄；台灣歌手蕭敬騰出生；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發生特大森林火災……，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下出生的。
小時候家裏很窮，老爸每天在外累得要死要活也掙不到幾個錢，一家人僅靠老爸那一點微薄的收入支撐，實在很艱難，有時候連鍋都揭不開，就向叔婆家借點米。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老爸決定去外麵闖闖，那時候正趕上深圳大開發，鄧小平一手打造的廣東5大經濟特區，深圳是其中一個，於是，老爸背上行囊，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老爸也屬於80十年代來深圳打拚的“淘金者”，那個身上掛個BB機都很時髦的年代，人人都很勤奮，都希望身上能掛上BB機。初來乍到，老爸對這裏的環境很陌生，也沒有親戚可以依靠，就憑著自己一雙勤奮的手在工地裏麵找了份打雜的工作，剛開始是不習慣的，但想起家裏還有老婆孩子要養，便咬緊牙關堅持了下來。雖然工資不高，但糊口還是可以，比起在老家幹的活要強很多，由於老爸勤奮，肯吃苦耐勞，也比較聰明，漸漸的，老爸的事業有了點改色，生活也逐漸變好了，隔年，家中的第五個成員出世了，也就是我老弟，他的到來，像是給家裏添了份歡樂，無形中也多了份壓力，好在老爸現在的事業稍微好了點，暫時不愁吃穿，全家都盼望著老爸平平安安，老媽更是每逢初一十五就燒香拜佛祈福。就這樣，日子無風無浪中悄然流逝……
3年後，老爸回家的次數越來越來少，對老媽講電話也是沉默寡言，工作上的事也很少跟老媽提起，隻管每個月固定寄回一些錢做家用，後來錢也越寄越少了，老媽想跟他說點什麼，卻又怕他生氣，畢竟他一個人在外打工，撐起整個家也不容易，所以老媽做每件事也掂量著老爸的心情，唯恐他生氣。這樣的日子，又晃過了半年，老媽開始有點懷疑老爸會不會在外麵沾花惹草？會不會丟下我們母子不管？畢竟男人支身一人在外，很難抵擋外界的誘惑，種種猜想使得老媽越來越心慌，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帶著我和我弟來到深圳，把我哥哥留在外婆家，每個月給外婆寄去固定的生活費，她在我外婆麵前說是擔心老爸一個大男人在外麵不會照顧自己，所以要去深圳照顧他，順便找找有什麼合適的工作？其實，外婆也看出她的心意，隻是口頭上不去說而已。
坐了10多個小時的車，終於來到了深圳小梅沙，這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城市，給我第一感覺就是好奇，那時我才5歲，弟弟3歲，這個年齡的小盆友，什麼事情在他眼裏都能顯得如此好奇，這也是小盆友可愛的地方。老媽順著地址帶著我們兩兄弟又走了一小段的路，我們來到了老爸居住的地方，這時老爸還沒下班，老爸的工友看到了我們，便問：“你們找誰？”
老媽用她那種帶有家鄉口吻的普通話跟他說：“這位大哥，你好！我是胡文梁的老婆，他在嗎？”。盡管不是字正腔圓，但好歹也能聽出個大致意思來，所以普通的交流，老媽還是能應付的。
老爸工友有點詫愕：“哦！是大嫂啊，嗬嗬！他還沒下班，我去工地叫一下他。”
老媽連忙說：“不用，不用，我在這等就好了。”
老爸工友微笑著：“大嫂！沒事的，我跟梁哥是好朋友，反正我也要去工地上班，就順便跟他說一聲你來了”
老媽非常客氣的回道：“謝謝，謝謝，多謝這位大哥。”
說完，老爸工友整理了一下匆忙出去了，大概30分鍾後，老爸回來了。
看見老爸後，老媽迎上前去，語調有點低沉且又熟悉地說：“你回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