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村裏人過上好日子，首先就要找脫貧的突破口！全村緊靠山坡而住，地無三尺平，有的隻是貧瘠的坡地。祖祖輩輩麵朝黃土背朝天，在這點土地上挖，能挖出什麼來？隻會越挖越窮，絕對沒有出路。必須另辟捷徑，扭轉這種局麵。
我召集村幹部開會，其他的幹部都是我的長輩，他們相互瞪著眼睛，都說沒有辦法，幾輩子都是這樣過來的，地理位置把咱限製到這裏了，你說有什麼辦法，最好的出路就是到鎮上、縣上去，爭取多增加些返銷糧。返銷糧當然要爭取，隻是一味的救濟、救急，能解決根本問題嗎？我說：‘再想想還有別的辦法沒有？’大家都悶著頭抽旱煙，沒有一個人再說話。”
‘那些煤礦占了咱這麼多地，尤其是露天采煤，把咱好好的耕地糟蹋成這樣，什麼都種不成了，一點賠償和說法都沒有，這合理嗎？’
‘那些煤礦有權有勢，誰惹得起？’
……
連續開了幾天的會議,沒有任何結果，我也就死心了，決定自己向這些有權有勢的煤礦討說法去。
我當時沒有想得那麼多，隻是想，不管什麼煤礦，總不能把當地群眾都折騰得吃不上飯吧。
為了討個說法，我一年往返於延安、西安不知道多少趟，沒有絲毫的結果，每找到一個部門，都是同樣的口氣回答：‘實在沒有辦法，你找找報社，讓記者呼籲呼籲，也許能起點作用。’我找到報社，他們一聽是有來頭的煤礦，都不敢報道，怕惹麻煩。
但500口人的吃飯問題是我的動力所在，我把心一橫，找準時機，孤身一人闖進了地區專員的辦公室，請求政府做主，讓煤礦賠償我們村的損失。專員說：“那是上麵的煤礦，省上都管不了，市上能管得了嗎？你年輕，為村民爭利益，心情我能理解，咱們慢慢解決，可不敢一味地胡來！”
一個農民娃，沒錢又沒勢，想要討公道，看來不是那麼簡單的，可為了大夥的利益,再難也得走下去,有時不走極端,是很難見結果的。我當時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組織村民挖斷了煤礦運煤的路，阻擋鏟車推煤達3天時間。
這下真正捅了大婁子，各級政府層層批示，說我們村破壞經濟建設，要求盡快查處，嚴肅處理。
市、縣、鎮各級領導來村現場辦公責令立即將路修通，恢複正常生產，要不然組織上要追究責任。無奈之下，我隻好把路填平了，但工作組前腳走，我後腳立馬又將路堵住了。
然後，我再次跑市中院、省高院陳述我的理由。
我的行動也讓他們很受感動，地方法院雖然沒有受理這些煤礦案例的權利，但可以提出建議、說明情況。
這事最終引起該煤礦的上級部門重視，以1200噸的塊煤折價給村上，作為土地補償。
我記得當時折價一噸塊煤17元，三個月之後突然賣到了70元，一下賣了8萬多，1990年的8萬元對於一個500多口人的窮山村是一個什麼樣概念，我不說你都能想得來。
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再接再厲，又找另外一個煤礦談所占土地的費用問題，有上一個煤礦補償的先例，這個煤礦沒費多少口舌就答應補償了。我用要來的錢首先搞新農村規劃建設，全村房屋一個標準，各家原有房子折價處理，建了村委會的辦公室，家家免費裝了電話，一年下來大變樣，當時我們村還被延安地區評為富裕第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