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內容一定要與領導人發生共鳴，與現實最緊迫最有難度的問題切合上才有意義。雖然“三農”問題學者李昌平認為，上書的信件被領導人收到，純屬“偶發事件”、“運氣好”，但實際上並不簡單，若非上書內容切中當時社會的脈門，同樣也是領導人所關切的事情，一般很難產生影響。
李昌平也曾經上書中央。2000年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擔任黨委書記的他，寫信給朱鎔基，反應農村撂荒嚴重、農民負擔太重、幹部如蝗蟲等問題，這封由最基層發到最高層的信，令當時的主政者迅速直觀地了解到農村最真實的狀況，並由此激發了中央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關注。
2012年，李昌平出版新書《再向總理說實話》，再次上書中南海，新書出版前，他閉關三個月，給時任總理溫家寶寫了一封信。但在中國“三農”問題已經緩解的大背景下，這本書與這封信並未引起太大反響，李昌平也清楚，十多年前那樣的轟動不會再出現了。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後，這樣的上書從未減少過，甚至最近十幾年裏，還越來越多。而仔細梳理後就會發現，每次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上書，都能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
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企業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增多，這個群體有了更多參政議政機會，公開上書的情況有所減少。學者對政府治理、法製進程的關切，成了上書者的熱門話題。
上海大學政治學教授程竹汝等人曾梳理2000-2008年間的20件民間上書事件，發現“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為主要上書對象”。在程竹汝等人看來，這“反映了人們憲法意識的增強以及對其權威的認可和信任”。
穿越紅牆，能否常態？
在利益多元化的時代，不斷增強的還有人們試圖通過上書，表達利益訴求的行為。怒江水電站引發的上書爭論，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2003年8月中旬，發改委通過了怒江流域水電站開發方案，並將這一項目視為中國重要的水電基地之一。但在環保工作者看來，這個項目勢必會對世界自然遺產“三江並流區”產生巨大破壞，他們因而上書國務院領導，呼籲停止這一項目。
上書顯然發揮了作用。2004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發改委上報的規劃報告上批示：“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麵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這一項目就此擱置。
王紹光由此感慨道，“隨著社會自由度的加大，社會地位不同、立場各異的人將會更積極地運用自己的發言權。”
隨著改革深入，市場元素洶湧，大量政府公共政策需要群策群力，各種內參、動態、輿情，借助記者、網絡等等收集上報決策層，不過傳統紙麵上書與新興網絡暢言仍然是個人表達意見的一個基本渠道，而且更具主動性。設想一下，如果類似這次吳海與翟繼光受邀進入中南海開會的情況增多，甚至成為一種各方意見表達交流協商的常態機製，並切實有為的話，中國行政體製與政治體製改革也將向前推進一步。
（綜合摘編自《煙台日報》、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