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世界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驚奇的不斷擺脫。
——愛因斯坦
阿羅不可能性定律
阿羅意識到，所謂形成社會福利函數，就是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偏好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這是否能做到呢？阿羅通過數學證明，在能被一般人接受的條件下，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有了我們所謂的阿羅不可能性定律。該定律指出，如果眾多的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會又有多種備選方案，那麼在民主的製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結果。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試圖依據個人偏好次序得出社會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這個定律是由197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J·阿羅提出。阿羅不可能定律不僅對傳統福利經濟學和政治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導致了經濟學關於經濟行為研究的困惑。
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形象地說明了阿羅不可能性定律。假設有甲、乙、丙三人，分別來自中國、日本和美國，而且是分別多年的好朋友。三人久別重逢，欣喜之餘，決定一起吃飯敘舊。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們不同的飲食習慣，對餐飲的要求各不相同，風格各異：
甲：中餐＞西餐＞日本餐；
乙：日本餐＞中餐＞西餐；
丙：西餐＞日本餐＞中餐。
如果用民主的多數表決方式，結果如下所示：
首先，在中餐和西餐中選擇，甲、乙喜歡中餐，丙喜歡西餐；
然後，在西餐和日本餐中選擇，甲、丙喜歡西餐，乙喜歡日本餐；
最後，在中餐和日本餐中選擇，乙、丙喜歡日本餐，甲喜歡中餐。
三個人的最終表決結果如下：
中餐＞西餐，西餐＞日本餐，日本餐＞中餐
所以，利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機製，將產生不出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結論。
奧肯定理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奧肯發現了周期波動中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經驗關係，即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 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 1%，這條經驗法則以其發現者命名，稱之為奧肯定律。潛在GDP這個概念是奧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價格相對穩定情況下，一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值。潛在GDP也稱充分就業GDP。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這個定律：
失業率變動百分比=-1/2×（GDP變動百分比-3%）
根據這個公式，當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為3%時，失業率保持不變：當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高於3%時，失業率下降的幅度等於經濟增長率的一半。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長5%（高出正常水平2%），奧肯定律預期失業率下降1%；當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下降，或增長不到3%時。失業率上升。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奧肯定律預期失業率上升2%。奧肯定律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為防止失業率上升，實際GDP增長必須與潛在GDP增長同樣快。
如果想要使失業率下降，實際GDP增長必須高於潛在GDP增長。需要注意的是，奧肯所提出的經濟增長與失業率之間的具體數量關係隻是對美國經濟所做的描述，而且是一段特定曆史時期的描述，不僅其他國家未必與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國的經濟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軌跡繼續運行。因此，奧肯定律的意義在於揭示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關係，而不在於其所提供的具體數值。
奧肯定律曾經相當準確地預測失業率。例如，美國1979～1982年經濟滯脹時期，GDP沒有增長，而潛在GDP每年增長3%，3年共增長9%。根據奧肯定律，實際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低2%，失業率會上升1個百分點。當實際GDP增長比潛在GDP增長低9%時，失業率會上升4.5%。已知1979年失業率為5.8%，則1982年失業率應為10.3%（5.8%+4.5%）。根據官方統計，1982年實際失業率為9.7%。與預測的失業率10.3%相當接近。
倒“U”形假說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庫茲涅茨在 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平等》的論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U假說”。他根據經濟增長早期階段的普魯士（1854～1857年），處於經濟發展後期階段的美國、英國和德國薩克森地區（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統計資料，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而後是短暫穩定，然後在增長的後期逐漸縮小”。在庫茲涅茨看來，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惡化，後改善”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庫茲涅茨在解釋倒U假說時，認為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逐步惡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儲蓄和積累集中在少數富裕階層，而儲蓄和積累又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因而在經濟增長中必然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二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農村居民收入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收入分配的惡化。他認為現實中有一些因素能夠抵消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從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狀況由惡化向逐步緩和轉變。這些因素是：
（1）法律幹預和政治決策，如遺產稅、累進所得稅製和救濟法的實施；
（2）人口中富人的比重由於其比窮人更傾向於控製生育而下降，導致若幹年後固定比重的最富裕階層中有收入相對較低的人口進入，從而使這一階層的相對收入份額下降；
（3）技術進步和新興行業的不斷出現，不可避免地導致來源於舊行業的財產和收入的比重在總收入中逐步減少。
如果以收入差異為縱坐標，以人均收入為橫坐標，則兩者之間呈現倒U形關係，該曲線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KC）。粗略地觀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也同樣存在先惡化後改善的情況。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格魯斯曼（Grossman）和克魯格（Alan Krueger）在對66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內14種空氣汙染和水汙染物質12年（空氣汙染物：1979～1990；水汙染物：1977～1988）的變動情況進行研究中發現，大多數汙染物質的變動趨勢與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動趨勢間呈倒U形關係，即汙染程度隨人均收入增長先增加，後下降。汙染程度的峰值大約位於中等收入水平階段。據此，他們在1995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假說。
裏昂惕夫之謎
雖然對國際貿易“貨幣”理論（或古典的交換機製理論）的經驗檢驗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但無論是李嘉圖的解釋還是俄林的解釋，他們的國際貿易純粹或“真正”理論直到1951年仍然完全沒有得到檢驗。在1951年，麥克杜格爾對李嘉圖的貿易理論首次進行了檢驗。幾年以後，華西裏·裏昂惕夫把他1947年的投入產出表運用於美國貿易模型，他發現美國的出口品是相對勞動密集的，而它的進口品則是相對資本密集的，這個結論與我們根據赫克謝爾—俄林定理所作的預期完全相反。尼爾·德馬切已經表明，對於裏昂惕夫對赫克謝爾—俄林定理的明顯反駁，有四類反應：
（1）一些人批評裏昂惕夫的方法、數據質量、在技術勞動中沒有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認為所有這種種缺點的綜合作用足以推翻他的結論。
（2）一些人運用一係列針對性的論證解釋了下述發現：各地的要素和技術是不同的，各國的需求條件差別正好為生產中的要素傾向所抵消，要素密度的轉變很可能在要素價格的相關範圍內，等等。
（3）其他一些人，包括薩繆爾森自己，或多或少忽視了裏昂惕夫之謎，他們研究的是所謂“俄林—薩繆爾森研究框架”，他們的目的是把國際貿易的純粹理論降為一般均衡（GE）理論的特例。在他們看來，赫克謝爾—俄林定理的實際精確性並不是什麼重要問題，因為，它無論如何隻是向差別稅、關稅、交易成本、規模經濟、需求條件、要素流動性和不完全競爭的第一次逼近。
（4）還有一群人，主要是商業經濟學家，他們對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和俄林—薩繆爾森研究框架均加反對。他們利用裏昂惕夫之謎去支持自己結構鬆散的“產品周期”和“技術缺口”（gap）模型，用產品創新的動態性和高收入國家生產者在信息與營銷方麵的優勢來解釋製成品貿易模型。
另有極少數像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那樣，認為：“他（裏昂惕夫）所證明的並不是美國資本稀缺而勞動力充足，而是證明了赫克謝爾—俄林定理是錯誤的”。大多數貿易理論家繼續加工精煉受到明顯反駁的要素比例理論，日益陷於由裏昂惕夫之謎引起的一係列技術難題，如要素是什麼？許多不同的要素如何進入生產過程？在多要素世界裏，能夠排除要素密度的轉變嗎？當要素數量增長時，保證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成立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早在1941年，薩繆爾森和W。斯托爾佩（Stolper）就致力於確立這樣一個定理，即保護性關稅無論從絕對意義上還是從相對意義上都有利於相對稀缺的要素。這個定理不失為俄林—薩繆爾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個裏程碑。此後在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方麵的工作，主要是證明在一個有許多要素和許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關的市場上交易的世界裏，商品價格和對應的要素價格之間——對應關係的特性，從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關節的結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圖模型和俄林模型都隻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據給定的要素價格論證商品價格問題，後者則反過來從給定的商品價格出發，論證要素價格問題。
這個例子比較誇張，為的隻是說明：我們在解釋某種經濟現象時，如果無法從常規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就要考慮那些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因素，然而這種因素太多了，也太不可預測了，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家總是難以精確地預測具體經濟指數的原因。但也正是這種不可預測性造就了變化多端而豐富多彩的世界。
蝴蝶扇動翅膀都有可能引起龍卷風，那還有什麼不可能呢？“沒有什麼不可能”，恐怕這就是“蝴蝶效應”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節約悖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勳爵（1883～1946），20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一生對西方經濟學做出了極大貢獻，一度被譽為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節儉悖論”是凱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種理論，也稱為“節約反論”、“節約的矛盾”。
凱恩斯認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勤儉節約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說是美德，然而對整個社會來說，節約意味著減少支出，迫使廠商削減產量，解雇工人，從而減少了收入，最終減少了儲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礙經濟發展和產量、就業增加。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德賓（E。F。M。Durbin）甚至將“儲蓄”說成“一個特別危險的自我毀滅過程”。凱恩斯則鞭撻了節儉的儲蓄者，1931年1月他在廣播中斷言，節儉將促成貧困的“惡性循環”。他還告訴大家，如果“你們儲蓄五先令，將會使一個人失業一天”。
“9. 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人一度陷入悲痛與絕望中，對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失去信心，不敢輕易投資和消費，個人儲蓄增多，以防不可預測的因素。這種保守消費心態的蔓延一時間就使美國經濟真正跌入低穀。後來美國一些知名企業家聯合起來投資股票市場，並呼籲大家鬆開錢袋子，加大消費和投資，拯救美國經濟。
近年來，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出口受到一定影響，而我國經濟發展更要仰仗內需和投資拉動。如果我們花錢多，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就大，因為額外的需求將拉動生產和就業。
比較起“儲蓄是惡習”的說法，勤儉節約一直作為我國的傳統美德被頌揚。然而現在，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裏，出現了一群獨特的“都市新貧族”，他們薪水豐厚，卻幾乎沒有存款，一發薪就立即花到服飾、化妝品、餐館酒吧、旅遊等方麵，一旦花完就開始過著數日子等發薪的貧窮生活，他們年輕、浪漫，有著體麵的工作，抱著“錢就是用來花的”心態，周期性經曆著從有錢到赤貧的過程。這樣盲目地消費、支出而不留儲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錢的時候，馬上就會陷入困境，因為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製不可能把他們的問題全包下來。中國現在大多數家庭還沒有真正邁入小康，一部分人還在貧困邊緣掙紮，如果沒有平時一分一厘的節省，又怎能拿出錢來支付孩子高額的學費，又怎能在有病時買得起昂貴的藥品？
事實上，對於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迫切需要積累資金（資本），應該提倡節儉，鼓勵儲蓄，通過降低利率而增加廠商對資金的需求，總支出不一定會下降。要解決“節儉悖論”，關鍵在於不要讓儲蓄的資金閑置起來，而是要把儲蓄轉化為投資，擴大和提高生產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銀行應增加有效貸款，把錢用到刀刃上。
貨幣幻覺
“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於1928年提出來的，是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效應。它是指人們隻是對貨幣的名義價值做出反應，而忽視其實際購買力變化的一種心理錯覺。他告訴人們，理財的時候不應該隻把眼睛盯在哪種商品價格降或是升了，花的錢多了還是少了，而應把大腦用在研究“錢”的購買力、“錢”的潛在價值還有哪些等方麵，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精打細算，花多少錢辦多少事。否則，在“貨幣幻覺”的影響下，“如意算盤”打到最後卻發現自己其實是吃虧了。比如這樣的一種情況，假如大熊貓每天的消費僅限於一種食物——竹子，本來大熊貓一個月的工資是1000塊錢，一斤竹子10塊錢，可以買100斤竹子，現在給大熊貓提了工資，一個月1500塊錢了，可是，漲工資的同時，竹子的價格也漲了，現在一斤竹子要30塊錢了，所以，大熊貓先生現在就隻可以買到50斤竹子了，大熊貓的工資確實漲了，可是，因為竹子的價格也漲了，而且漲的幅度超過了工資漲的幅度，這樣，雖然是工資漲了，可是卻沒有買到更多的竹子，這就是貨幣幻覺。
目前的宏觀政策有意識地保持貨幣幻覺，在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同時，投資趨熱，在這一過程中，生產資料價格最先上漲。一般地，貨幣政策的作用有兩方麵：一方麵是產出效應；另一方麵是價格效應。如果擴張性貨幣政策是以通貨膨脹來換取產出增長，我們說這種政策有著暫時的“貨幣幻覺”。貨幣幻覺一旦消失，就全部轉化為通貨膨脹。
現實中也有兩個參照係，一是1993年下半年的“軟著陸”，主要是限製貨幣供應，效果是顯著的，但也造成“惜貸”現象，導致了更加嚴重的通貨緊縮局麵；二是1986年的通貨膨脹，等到物價已經上來，市場預期已經形成，貨幣政策也就隻能跟著通貨膨脹走，最後靠“套期保值”緩解了儲戶的恐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