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邢慶傑小小說的文學景觀
——序邢慶傑小小說新作《白貔記》
楊曉敏 馮輝
熟悉邢慶傑這個名字大約有十幾年了，引起我們格外關注，是從《百花園》發表他的《玉米的馨香》開始的。從那以後，我們覺得邢慶傑的小小說“可以了”，在我們看來，他已成為當代小小說創作隊伍中的“實力派”了。盡管如此，最近看到他這本小小說集子的書稿，我們還是感到有點意外，從單篇作品到整體觀感，這已經是位較為成熟的青年作家了。這幾年同邢慶傑互動較少，邢慶傑參加“社會活動”（包括創作圈內的活動）也似乎不多，他也很少發表創作主張之類的文字；可知，邢慶傑的社會交往是低調的，不屑於以“麵孔”或名字高頻出入於文壇，不事張揚嘩眾，甚至還可以說像隻“沉默的羔羊”，隻是吃草、產奶、長毛。
可是，就這本作品選集而言，他確實又是“高調”的。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就是以文本說話，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活動，也隻能是靠文學品格、藝術品位和文字質地說話。其他相關的因素並無實質意義。
從邢慶傑大部分作品來看，他給人以成熟感。而所謂“成熟”，即已凸顯出鮮明的、渾然統一諧和的、較為獨特的風格。風格意味著一個作家的創作道路進入了一種高端階段；在這種高端階段，作者的創作思維和藝術創造進入“萬變與不變”的統一，“一元”與雜多的統一，而“萬變”也好，“雜多”也好，個性是逐漸清晰起來、相對不變的、整體性的，是可以通過理論分析尋找出其規律性的一個係統。一個作家不可能偶然地、單薄地形成什麼風格，風格意味著一個作家生活道路、文化影響、審美趣味和寫作追求的漫長過程（盡管一夜成名的少年作家不斷“躥紅”），意味著對各種文學傳統信息（文學營養）接受與揚棄的廣度與厚度。因而，一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就必然有一些特定的元素與構成。不同的作家會形成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藝術風格也就形成不同的文學景觀。
我們說邢慶傑的創作已形成自己的風格，那麼他的風格是由哪些文學的與藝術的元素來構成的呢？我們的看法有三點：
文化心理：現代文明為底蘊的抑惡揚善。抑惡揚善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觀，作為五千年文明的大國，在中國社會曆史的長河中，“抑惡揚善”這一大而化之的觀念曆經滄桑，善與惡的標準無時不在發生嬗變、否定與肯定、再否定與再肯定，不斷地“與時俱進”；不同階級或階層對善與惡的敘述曆來有不同，但是，作為一種整體的、抽象的終極價值選擇，它從來沒有被否定過，而且中外亦然。在中國文明與外域文明悠久的交融史上，人們對這種終級價值的認同越來越趨同化。作家的創作是精神活動，而精神活動的策源地在於作家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支配或規定著作家的創作活動。有些作家不重視倫理判斷對文化心理乃至創作心理的製約作用，忽視倫理判斷和文化心理方麵的修養，其創作活動隻能停留在“文字遊戲”的層麵，而無法進入文化層麵。在這方麵，我們認為邢慶傑是自覺的、有為的。審視邢慶傑的文學創作，給人一種鮮明的印象，就是“抑惡揚善”的文化心理躍然紙上。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邢慶傑的“善”與“惡”的標準，決不是停留在中國近古時代或中國古典主義（儒、佛、道）的觀念，由他的創作折射出的“抑惡揚善”的文化心理是帶有鮮明的當代生活色彩和執著的現代文明理想，以現代文明的倫理判斷和文化理想，自覺地、有力地肩負著一種道義責任去投入文學創作活動之中的，這就使他的創作既能夠反映出當代精神的進步性、當代生活的新穎鮮活性，同時又具備較大的典型意義和思想深度——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豐厚的內含。這種較為穩定的文化心理使作者的創作達到了較高的思想認識高度和倫理判斷水準，表征著作者文學觀念的穩健與成熟。
在邢慶傑的創作中，他飽蘸深情地塑造了很多堪稱社會的良心——真、善、美的人物。比如《玉米的馨香》中的三兒。三兒處在要麼因抵製鄉長而被“炒魷魚”，要麼唯上是從強令農民毀掉即將豐收的玉米（農民一年的生計）這種艱難抉擇中，但他最終的決定是寫下一份“辭職書”。這就是當代人的“真”與“善”。《默契》就更令人動容。馬力在街邊看到一位賣報的老嫗很像自己衰老的母親，於是每天都買一份她的報紙，盡管這份報紙對他完全是多餘的。而那位老嫗終於有一天因病重不能上街，仍然囑托老伴代為賣報，僅僅是為了那位唯一買她報紙的陌生的好人。這篇小小說的情感氛圍當然很沉重，然而我們感受到這是當代社會中特有的一種沉重，人物也是在這種沉重的生活中很少見的高尚者、至真至善者。從另一種更廣的角度看，善（真、善、美）與惡的觀念盡管今古有別，但畢竟是一種千百年來社會所需要的傳統。一種有生命力的傳統不因曆史久遠而衰退，其生命力的根源在於人與人之間對於倫理秩序不斷變化與提升的要求，以及這種傳統的普適性、理想性。因而，人們對真、善、美的尊崇與憧憬也將是永恒的、執著的，古代也好，當代也好，未來也好，這種向往與弘揚不會停歇與消亡。《債錢》裏的樁子，《要賬》裏的老柴等人物，都是典型的“古道熱腸”式的執信義近乎癡的人物。作者塑造此類人物，決不僅僅著意於彰揚其“近乎癡”的愚信性格，而重在提醒人們警惕胡來、老馬一類人物。善良的人們在生活中需要更多的智慧與警戒，在一種更合理、更公正的秩序中才能有更高層麵與境界的真、善、美。作者偏重於寫“純美”的人物也不少，比如寫十六歲女教師的《風雪記憶》，寫純真、執著愛情的《晚點》等都十分動人。
作者長期生活在鄉村和社會基層，對於社會上一些多行“坑蒙拐騙”的形形色色“小人物”相當熟悉，就其生動性而言，作者對這類人物的塑造和描寫更具其鋒芒、更顯其才華。作者對這類人物的藝術把握往往很準確。這類人物常常不是社會的“敵人”，其惡行、醜行通常可謂“小惡”、“小醜”，是一些心靈有汙垢、品質上有病灶的“中間人物”。在這本小小說集子裏，這類人物比比皆是。最為生動者，《體麵》中的韓六子、《買的不如賣的精》中的劉傻青、《巨額遺產》中的麻七、《要賬》中的老馬等等。作者在創作中很重視揭示這類人物產生和滋長的背景與土壤，在藝術上對他們的性格把握很準，對他們的語言、行狀的描寫既到位又不失分寸，很符合其心理邏輯，所以很有觀賞價值。對這類“中間人物”之惡，作者的創作態度是“抑惡”，而不是謗惡、罵惡，如果那樣的話，就不是在寫小說、從事文學寫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