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風險共鳴，是當前公共外交在議程上的一種泛化。尤其是一些後現代社會的問題，如汙染、環保、同性戀權利等，因為媒體報道、影視作品的傳播才日益成為公眾所認知的風險。風險共鳴，是指公共議程中的這些風險，逐漸成為全球輿論的共同議題，而且形成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由於風險的傳播主要通過大眾傳媒來進行，影視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更加具有涵化效果，這些公共議題的風險往往催生國際責任意識，容易建立意識上的認同。從影片《星際穿越》看，自然風險如環境破壞，外來物種風險如外星人，人類技術發展風險如克隆，是好萊塢科幻大片的三種常見風險。這幾種風險的共鳴，主要通過下述三個渠道來體現。
一是風險程度的共鳴。近年來，在好萊塢電影中，全人類對於風險的共鳴，越來越趨於高危。比如環境問題就是典型。《星際穿越》中的黃沙漫天，《2012》中的火山爆發，《後天》裏的極寒天氣，都是快速直接將風險轉化為危機，顯示在涵化的過程中。影視作品出於場景技術需要，往往誇大風險程度，形成了大眾對於風險程度的高危認知，這種對程度的共鳴，更會影響各國在製定政策時候的緊迫性。
二是風險轉化為危機的共鳴。從目前的影視作品看，大多數好萊塢大片在描述風險時候，往往將不可知性作為風險轉化的特征，這又加大了風險共鳴的程度。轉化的不確定性，是影視作品戲劇手法的需要。但是長期的戲劇手法，往往會形成一些涵化的效果，讓公眾在走出電影院時，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恐懼感增加，形成恐懼風險的教化，而不是通過科學的方式認知風險的轉化渠道。
三是對抗風險的合作共鳴。在當代的好萊塢大片中，對抗風險越來越強化國際合作。這種合作，也從之前的美歐合作，擴大到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尤其是考慮到市場的需求，好萊塢不斷增加中國在對抗風險過程中的作用。這種風險共鳴，在播出的國家市場中更容易形成。當然，從目前來看，在好萊塢影片中，對抗風險的主導者仍然是美國，是個人英雄和小人物。沈國麟就認為，好萊塢電影仍然在強化美國民族主義的框架下，不斷推廣美國的生活態勢和動力。③
近年來，文化上的涵化因素，不是簡單的灌輸和說教，不再簡單地體現為個人英雄主義的無邊際放大。好萊塢大片的涵化效應，也不是通過一兩個片子體現出來的。但是長期連續多層次的風險共鳴，會越來越強化影片的使命意識和文化強勢。我們一方麵要認可這些風險共鳴對於全球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也應當看到好萊塢大片在全球公共風險問題上的強化，這從客觀上突出了美國文化仍然具備的主導性和議題性。在地球遭遇自然危機和環境災難的時候，用自己的先進科技能力向外太空尋找人類家園——這仍然是《星際穿越》對於美國使命的一種公共外交再現。
「注釋」
①鄧昕：《新媒體環境下的涵化理論檢視》，《今傳媒》，2014年第4期
②姬德強：《媒介娛樂的霸權機製和涵化本質》，《現代視聽》，2010年第5期
③沈國麟：《從
看好萊塢與後9·11時代美國民族主義的關係》，《新聞大學》，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