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輕工產品嚴重稀缺，不能滿足老百姓的消費需求。因為計劃經濟操縱者固執地認為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是重工業，大量資源投向重工業，造成日常消費品的稀缺。感謝價格放開政策，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市場，有了自由競爭的價格體係，並進而形成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自由競爭企業。
第三，決策主體由政府官員轉向企業家。
任何一種資源配置都是由人來做的，一個企業、一個政府，本身不會做任何決策，它隻是一個組織形態，真正具有決策能力的一定是人。計劃經濟下的決策者是政府官員。市場經濟下的決策者是企業家。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決策者由政府官員主導轉向企業家主導，這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重要變化之一。現在看來，企業家決策是最具有市場理性的決策，因為他的決策動機，是基於市場的利潤，是理性計算的投入產出比。但政府官員對市場的決策並非如此，政府官員的決策不計算成本，沒有真正的價格信號，政府官員為了證明自己的決策正確，會在經濟價值、市場價值之外拉入“政治價值”“社會價值”，而這樣的價值考量，並無客觀的標準。
我們深知中國企業家的不易。企業家的生活就是每天麵對不確定性。企業家還必須不斷創新，任何一個技術一旦循規蹈矩就不會再有利潤可言，所以企業家隻有不斷創造新的方式，生產新的產品，才可能持續盈利。
在經濟學的意義上，企業家應對不確定性、不斷創新這兩個問題，於中國企業家和西方企業家，就形式而言並沒有明顯差別。但如果細分中國企業家麵對的不確定性，沿著市場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製度的不確定性幾個向度進行思考，或者我們把創新細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體製的創新，我們和西方企業家的不同之處便相當醒目了。中國企業家總是忙於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忙於製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忙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忙於技術的、商業的創新。
希望下一個三十年內，中國企業家的主要精力真正花在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研究消費者的偏好，研究市場的變化，研究技術的變化，而不是繼續忙於應付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
第四，財政上地方分權競爭代替中央集權。
地區之間的競爭是推動中國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看到，地區之間的競爭把全國的產權變成地區產權，每個地區就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從經濟學意義上，地區產權擁有了自己的剩餘索取。如此，地區之間競爭的態勢如火如荼，哪個地區競爭能力卓越，區域經濟就得到高速發展，地方官員因此得到更多的擁戴和提升。
這是一個有製度探索意義的經濟學過程，由此導致一個結果，中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開始大麵積的民營化，它的邏輯是：地方分權導致了地區間競爭，地區間競爭導致了企業製度的民營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民營化的過程，地區經濟就很難持續發展下去。
江蘇經濟和浙江經濟的比較是最醒目的案例。一個時期內，江蘇經濟曾經是集體工業為主的地方經濟，浙江是私人經濟為主的地方經濟，所幸江蘇的一些企業20世紀90年代中期陸陸續續全部民營化，市場的自由規律和現代企業有效率的產權製度得到有效推行，如今江蘇經濟的發展正對浙江經濟構成強有力的競爭。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對中國目前上上下下蔓延的反市場傾向抱以深深的擔憂。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取得的成就幾乎都來自市場化的改革，我們存在的問題根本上源於市場化改革還不確定，政府擁有的權力還太大，企業家的作用還沒有能夠真正徹底地發揮出來。我們觀察中國國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化會發現，恰恰是那些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收入差距越大，而不是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越大。如果我們因噎廢食，否定市場自由競爭的價值，那麼，中國企業家麵臨的製度不確定性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敢做生意的企業家將會越來越少，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弱勢。如此，反市場的傾向就是危險的。隻有堅定不移推動市場化改革，將自由競爭推進到所有的經濟領域，中國企業的發展才能贏得更大的驅動力，中國經濟才會取得更大進展，並最終徹底解決大眾關心的貧富差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