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民族工業的新發展
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有1.3億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民族工業發展是十分緩慢的。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封建統治，在發展民族工業方麵，頒布了一係列保護工商業的規章，廢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雜稅，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投資於工商業的熱情受到很大的刺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而掀起的大規模抵製日貨，提倡國貨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麵粉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912～1919年的八年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企業建廠470多個，投資近一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1.3億元以上，相當於過去全部投資總額。從1912～1920年，現代工業增長率達到13.8％。因此有人稱1914～1923年是中國民族工業戰時和戰後的繁榮時期，而其間的1917～1923年這段收獲期堪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黃金時代。
紡織工業，在1913年以前，共有231個工廠，到1920年增加到475個，資本數額也由3200多萬元增加到8200多萬元，增長了兩倍，而且出現了像張謇這類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前清狀元張謇一直致力於興辦實業，在辛亥革命前夜，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辛亥革命後，他曾擔任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並從事過一些政治活動，曾擔任過袁世凱政府的農商總長。由於反對袁世凱的帝製而辭職，在1914～1921年間，與他的政治失意形成對照，大生資本集團得到空前發展。截至192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資本增加到360多萬兩。到1924年，已增加到四個廠，布機共1500餘台。同時還興辦了金融業，建立了淮海銀行，擴充了航運業即大達輪步公司，此外還增設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鹽墾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張謇的經濟事業達到頂峰。
麵粉工業從1913～1921年的9年間，全國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平均每年增加近14家，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占了85.4％。從進出口情況來看，1915年以前都是進口大於出口，從1915年開始，出口大於進口，1920年出口多於進口300萬擔。湧現了以榮宗敬、榮德生為代表的麵粉業巨子。
榮宗敬、榮德生兄弟誕生於江蘇無錫縣，是中國著名民族資本家，茂新、福新、申新企業集團創辦人。榮氏兄弟最早於1901年3月與人合辦保興麵粉公司，後改為茂新公司。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采取了一些獎勵實業的政策，時值全國農業豐收，工商業由複蘇趨向繁榮。1912年成為榮氏兄弟經營工業的轉折點，茂新經營良好，又在上海創辦福新粉廠。1915年，榮氏兄弟又在上海創辦申新紗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充分利用西方列強無暇東顧，麵粉和紡紗兩個行業空前興旺的大好時機，極力擴充企業，使茂新、福新、申新的發展突飛猛進，到20世紀20、30年代在同行業中首屈一指。茂新發展到三個廠，福新擴展到八個廠，到1932年申新紡織係統擴展到九個廠。麵粉生產能力1921年占全國粉廠的23％，占全國民族資本粉廠的31％，人稱榮氏兄弟為“麵粉大王”。
“火柴大王”劉鴻生火柴業，1911年全國有30家左右，1914～1919年增加到43家，1920年增加23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一年。1920年1月1日，買辦商人劉鴻生在蘇州與人合辦了鴻生火柴廠，這是他致力於發展民族工業的開始。同時他也投資水泥、保險、搪瓷、煤礦等。麵對外國火柴，尤其是瑞典火柴的傾軋，經劉鴻生倡議，鴻生、熒昌和中華三家火柴公司於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合並，改名為“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一家火柴公司，劉鴻生本人也被稱為“火柴大王”。
煙草業則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創辦為標誌。1905年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在香港集資創辦了廣東南洋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南洋煙草公司。但受英商排擠，於1908年5月宣告停業。1909年2月第二次正式營業，改名為“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11年開始獲利。辛亥革命給予中國民族工業生長的機會，同時華僑對祖國的熱愛也使民族工業的產品獲得廣大的市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便緊緊抓住這個國貨暢銷的大好時機，開展營業。在南洋的業務蒸蒸日上，發展迅速。由於國內市場擴大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暫時放棄我國市場等原因，1915年簡氏兄弟決定在上海設廠，接著分支機構遍布全國各大城市，營業昌盛，盈利豐厚。1918年把企業改組為有限公司，並向北洋政府注冊，把企業中心由香港轉移到上海，並與國際煙草業的壟斷組織——英美煙草公司在原料、銷售市場、商標廣告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擊碎了對手一次又一次的陰謀，站穩了腳跟。其振興民族工業，抵製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具有積極的意義。
中國機器造紙始於1884年華商曹善謙開辦的上海機器造紙局。在此之前一直是手工作坊式造紙。此後有廣東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在甲午戰前這一行業裏，就隻有這兩個廠，年生產能力1404噸。從甲午戰爭到“一戰”前，近代機器造紙有了初步發展，宏遠堂變為官辦的增源造紙廠，上海機器造紙局由倫章造紙局接辦，後經營失敗而停辦。又出現了六個新廠，分布於山東、上海、四川、吉林、湖北，年生產能力5817噸。1896年，外商在浦東創辦了華章造紙廠，1901年正式建成投產。在1914～1919年這段時間裏，由於帝國主義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和人民愛國運動的高漲，形勢較好，造紙業進一步有所成長。新創辦四家造紙廠，分別位於廣東江門，吉林東三省造紙廠，貴陽的永豐造紙廠和政府辦的漢口財政部造紙廠。此時共有八家造紙廠，以民營資本為主。1920～1930年間機器造紙工業進一步發展，主要是由於此時文化事業發展，國內工商業用紙，和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影響。總計在抗戰前夕，全國除東北外共有機器造紙廠32個，年生產能力65400多噸，雖有曲折困難之時，但與20世紀20年代相比，各方麵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除以上所列舉的一些輕工行業外，其他如罐頭、麵粉、皮革、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行業也有相當發展。重工業雖然在半殖民地中國難以得到發展，但這一時期也有所增長。
采煤業，全國華商機器采煤量，由1912年的80萬噸，增加到1919年的330萬噸。1913年使用動力機械工廠隻有500個，到1921年達到2000個以上。由於1903年收回路權運動影響，各地興起了民族資本興辦煤礦的熱潮，在這期間有河南六合溝煤礦創辦於1919年，中原公司為避免競爭銷售而與英國福公司組成福中總公司，采取分產合銷方式經營。
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1918年建立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
電力和運輸業也得到了發展。據統計，1892～1918年全國電力工業87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間注冊建立的，占了62％，航運業噸位增長了一倍還多。可見此時我國各部門行業都緊緊抓住這一時機而有了一個快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積累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1912年擁有百萬元資產以上的大企業約25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一批手工作坊也迅速向近代機器工業轉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暫時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強。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增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然而，中國民族工業雖有較大的發展，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仍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未改變。而且，這種發展是暫時的、畸形的。工業品的增加，除滿足國內市場外，還為帝國主義戰爭服務，反映了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大戰期間發展迅速的麵粉、紡織等工業，在戰後又迅速萎縮和蕭條。曾經的興旺繁榮，如曇花一現。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總體上仍十分軟弱，所辦企業輕工業多，重工業少，小廠多，大廠少，更沒有形成完整的工業體係，即使在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製。到1919年，帝國主義列強仍控製著中國機械采煤的75.6％，擁有46.7％的紗錠和近60％的布機。像日本帝國主義借對德宣戰的機會，乘機大肆擴張在華勢力，在對華貿易上大戰期間已取代英國居第一位，美國則居第三位。民族工業發展的背景和道路，決定了民族工業的脆弱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的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到60萬，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工廠，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自然多，就是在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技術水平低而采用的工人多，工業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