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逼利誘隻為搜刮百姓財富，政府對自己的信用危險地透支，沒有想到會有把卡刷爆的那一天。風暴過後，這個政權已經搖搖欲墜，沒有人真正在意和支持它。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個消息使重慶變成了狂歡之城。數十萬市民連夜湧上街頭，馬路上擠滿了載歌載舞的人群，阻斷了交通。到處是鞭炮鑼鼓齊鳴，餐館裏的酒被人們搶購一空，菜名都改成了“普天同慶”、“金甌一統”，飽受戰亂和饑荒折磨的人們總算有了難得的歡樂。
淪陷區的各大城市回到了國民政府轄治，政府隨即向各地派出接收委員接收敵偽資產，是為“接收大員”。這批在大後方經曆了經濟困擾、過夠了苦日子的官員早就對敵偽財產極為眼紅，到了所接管的城市後都想趁接收之機大撈一把，各地的接收過程中巧奪豪取、貪汙舞弊成風，“接收”成了“劫收”，百姓們怨聲載道。這些“劫收大員”忙於搶占洋房、汽車、商店等資產，化公為私，晚上則縱情於享樂腐化，一個個撈得盆滿缽滿。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政府很快便失去威信。
抗戰取得了勝利，但是國民政府跟1937年以前一樣，對控製投機和經濟投資無所作為，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計劃來分配可以利用的資源。接收機構之間也是互相抵觸，爭奪接收之利。許多企業門上貼滿了來自黨、政、經、軍不同機構的封條，互不相讓，誰都想管，誰也不能管，結果在接收中垮台停工，連日本人也為之瞠目和惋惜。
先後到北平接收的國民黨軍政機關有42個之多，僅11戰區長官部就強占了北京的167處房產。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率部赴河南許昌受降，這裏有一個日軍的重炮聯隊，有200輛汽車。劉汝明剛“接收”過來沒幾天，戰區長官劉峙就親自趕來，把所有重炮連同汽車弄走。
拍賣接收的敵偽物資也是一條發橫財的捷徑，有門路的人可以用很少的代價頂下一個倉庫，這些倉庫從接收後很少清點，連有些什麼東西都說不清楚，轉手賣出便能一夜暴富。四川的“袍哥”師長範紹曾頂了上海的一個倉庫，就足足賺了黃金3000兩。
“劫”來資產之後，達官貴人的親戚們紛紛出麵做起了壟斷生意。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的內親在沈陽創設“中美公司”，在戰時嚴格控製貿易、彙兌、火車運輸的政策下，這個公司卻能掌握車輛，運出糧食大發其財。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授權戴笠處理漢奸問題。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商機”，大大小小的漢奸為了逃避懲罰都不惜錢財到處鑽營打點。戴笠放出風聲來要從嚴辦理，絕對不苟私情，不接受任何人的請托，但對他的老朋友杜月笙的說情則無不從命。大小漢奸聞風而動，擠破了杜家的門檻，不惜吐出多年搜刮來的財物，隻為杜老板在戴笠麵前說一句話。
漢奸們為了逃避懲治，不惜重金向“接收大員”賄買倒填時間的委任狀，一夜之間許多漢奸都變成了“地下工作者”。周佛海將上海的一幢豪宅贈送給顧祝同，這幢房子估價一千根金條。周佛海得免於死，這幢房子的幫助不小。
收兌偽幣，可以說是國民政府對淪陷區人民的空前掠奪。1945年9月，政府宣布於4個月內用法幣兌換汪偽發行的中儲券，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例為1：200，這一兌換率是極不合理的。當時上海的物價比重慶高約50倍，比整個法幣流通區域物價高約35倍，中儲券的購買力被嚴重低估。
為了不讓自己的財富縮水，淪陷區人民開始瘋狂搶購物資，大後方的法幣持有者由於法幣對偽幣的購買力憑空增加好幾倍，也大量前往淪陷區搶購低價物資，引發了戰後東部物價第一次上漲。
這些行徑使得國民政府嚴重喪失了民心，老百姓失望地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譏諷“接收大員”是條子、房子、女子、車子、麵子全撈，是為“五子登科”。很多人上書最高領袖蔣介石，指望他出來改變這種貪汙腐化盛行的風氣。可是曆史上蔣介石為謀求權力鞏固，從來都是漠視乃至縱容官員貪汙以換取支持的。他也曾在講話和手令中嚴厲指責一些官員的腐敗行為，卻從未組織過真正有效的反腐行動。
在1943年，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就對孔祥熙的以權謀私提出質詢，蔣介石利用新聞檢查製度封鎖新聞，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力圖把孔的醜聞隱瞞下來。他親自請傅斯年吃飯，極力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也是，若把這些貪官汙吏都斬盡殺絕，國民黨靠什麼來進行專製統治？既然“最高領袖”對貪汙持如是態度，上行下效，各級政權的腐化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隨後蘇聯150萬軍隊開入東北，迅速解決了日本關東軍後，開始大規模拆運東北地區的工廠、機器、鐵路設施，並將各公私銀行的貴金屬、債券、紙幣運往蘇聯。根據不同資料統計，到1946年3月蘇聯從東北撤軍時為止，蘇聯運走的資產價值合當時的13億到80億美元不等。蘇聯還在東北發行了數十億元的軍用券，其補償問題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