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層人士的克製相比，那些基層外國軍人更加心直口快。在緬甸，一名英軍上尉看見杜聿明將軍抽的是美國香煙，便直截了當地質問：“請問杜將軍，為什麼你們中國軍官抽高級香煙，而你們的士兵卻隻能穿草鞋打仗？”
發生在抗日戰爭後期的“豫湘桂會戰”，對中國來說無疑是場災難。日本擔心美國人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對其本土軍事工業發動襲擊，於是於1944年4月發動“一號作戰”，這是日軍自1938年以來在中國發動的最大攻勢。此戰持續近8個月，中國軍隊損失兵力50萬人，占當時兵力的10%；喪失4個省會和146座城市、36個飛機場、20餘萬平方公裏土地和6000萬人口；大後方的三分之一工廠落入敵手，湖南的鎢、銻等重要戰略物資，重要農業地區全被日軍攫奪，主要交通線和出海口基本喪失。
此時在華日軍的裝備、兵力嚴重不足，武器彈藥無法補給，以戰養戰成為重要目標。國民政府的潰敗，使日軍實現了以戰養戰的目的，從而有能力在1945年發起了對國軍的多次進攻戰役。
中國戰區的大敗仗，與盟國在諾曼底、蘇聯戰線以及馬裏亞納群島的大勝對照，引起了盟國的強烈不滿，嚴重地降低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威信，影響到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與民心士氣。羅斯福責問在美國請求貸款的孔祥熙：“中國軍隊在哪裏？他們為什麼不同日軍打仗？看來日軍想把中國軍隊趕到哪裏就能把他們趕到哪裏。”
西方國家的輿論普遍斷定中國戰區的表現一無是處，使美英對幫助中國打敗日本失去信心，為避免本國再作大的犧牲，都把打敗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蘇聯出兵上。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在沒有中國代表出席的情況下簽訂了有損於中國利益的雅爾塔條約，以犧牲中國權益為條件換取蘇聯出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上海、台灣等淪陷區的人民踴躍迎接國軍到來，結果看到的是破衣爛裳、身體羸弱、擔著水桶籮筐、與苦力無異的士兵，景仰之情頓時失去。很多來自窮鄉僻壤的士兵看到電燈和自來水都感到十分好奇。
國民政府由於財政困難，抗戰結束便大力消減軍隊。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在重慶退役，領到的上將退役金僅夠購香煙兩條。眾多退伍軍人由於生活無保障，對政府極其不滿，400多名將官去南京中山陵集體哭陵，轟動一時。
解放戰爭時，國軍的待遇仍無改善。1948年的二等兵月津貼6萬元，在上海也就能買到半斤冬瓜。少校月工資是63萬元，而上海一斤豬肉320萬元。這種待遇根本談不上什麼養家糊口，無法保持部隊的體力和士氣。更讓士兵恐怖的是，通貨膨脹之下軍官們生財有道，把軍餉扣下來兌換成美金黃金保值，過些時間再兌回紙幣按原來的數目發下去，已經是廢紙一張。在這種境況下，士兵中開始流傳一句話：“你給老子發多少錢，老子就給你打多少錢的仗。”
靠山吃山，任何情形下高級將領自有生財之道，“吃空額”很常見，據估計，國民黨軍隊的實際兵員隻及報表數的60%，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陳繼承一人就吃800個空額。第60軍在長春起義時，全軍報稱2.8萬人，清查出來的實際人數為1.9萬人。
上海市長吳國楨舉過一個他親身經曆的事例：當共產黨將要過長江時，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要求地方政府設法改善士兵待遇。吳國楨同意，但為防萬一，要求由獨立委員會對部隊人數進行核實，按人頭發給食品。湯恩伯同意，這件事很快便順利辦理了。然而幾天以後，吳國楨到一座寺廟裏參加追悼會，這裏的方丈與吳很熟悉。他見周圍沒有人，便悄聲告訴吳，當獨立委員會去軍隊點人頭時，寺廟裏所有的僧人均被安排穿上了軍服點名。那麼，用來保衛上海的士兵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