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法幣發行額達到151億元，到抗戰結束時，法幣發行額猛增到5569億元，比抗戰前夕增長了396倍。在1945年1月與8月之間，流通的法幣總額增至3倍。
鈔票過度發行造成物價如火箭一般迅猛上升，法幣對金銀和外鈔的兌換率大幅度跌落，出現物品緊缺和外彙黑市。到戰爭結束時，大後方平均零售物價指數高出1937年7月2600倍，有些地方的主要消費品升高3200多倍。
亂世中人們最關心的是糧食。隨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主要產糧區盡喪敵手，前方將士和後方民眾的糧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給。1940年四川糧食歉收，產量比上年下降10%，第二年又下降了13%。這一方麵是因為政府征斂過多導致市場缺糧，另一方麵是不法分子囤積居奇，進一步攪亂了供需平衡，食品價格開始暴漲。
1940年春，成都米價每石由11元漲至22元。到秋收時，大後方的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一發不可收，重慶的食品價格暴漲了將近14倍。這導致消費者開支激增，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又導致進一步的通貨膨脹和囤積貨物。
在成都，從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兩年半中，平均工資增長2-4倍，而一般物價上漲10倍，大米上漲35倍，普通人的每月夥食費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1942年底，一月之內成都米價上漲3倍以上。
糧價暴漲引發了社會動蕩。成都等地都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武裝鎮壓致死人命。蔣介石向四川人民發出呼籲，要求人民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政府規定，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三百石以上的囤糧者由政府收購，再低價出售給市民。大中城市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主要生活必需品實行公家定量供應。前成都市長楊全宇因操縱糧價，囤積居奇，經軍法審訊判處死刑。
但是，以上措施充其量隻能維持秩序，無法解決糧食缺乏的現實問題，單純用行政手段無法把米價平抑下去。為了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征收足夠糧食，政府在全國各地推行了田賦征實製度，就是將征收錢改為征收糧食，除田賦外又以低於市價的官價向農民征購糧食，或是不計利息向農民借糧食。同時製定措施獎勵耕墾，號召節約糧食，很多地方軍民都實行一日兩餐。
政府想盡了一切辦法來維持龐大軍隊和後方人民的糧食供應。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低水平的供應，又在軍警的強力鎮壓下，各地的搶糧事件暫時平息，但在廣闊的鄉村，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征糧送糧的路上經常發生盜匪襲擾事件。
1941年至1945年，四川省共征收稻穀8200萬石，四川農民以極大的犧牲提供了國統區三分之一的糧食需求，並承擔了繁重的各類工役。作家流沙河13歲時與大人一起參加修機場勞動，吃的是不見油花的糙米飯和鹽拌蘿卜。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人們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
即使在這樣國難當頭的日子裏，政府仍然不放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緊抓住權力不放。政府對民眾實行高壓政策，異議人士受到恐嚇和監視，發表不同意見的人被當做“異黨分子”抓進監獄。報紙新聞被迫隱瞞事實真相，專門報喜不報憂，茶館裏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警語。
在中原，戰爭與蕭條所帶來的破壞集中體現出來。1938年的黃河決口使中原千裏沃野化作人間地獄，豫、皖、蘇三省1200萬民眾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隨後由於歉收、增稅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勞役的負擔，黃泛區的大多數農民生活極為貧困，被摧殘的社會生產力埋下了日後饑荒的種子。